南宋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江西庐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书院迎来了一位特殊的讲师。应书院主持人朱熹之邀，抚州金溪人陆九渊登上讲坛，为诸生开讲《论语》中的一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这是一次看似平常的讲学，却在南宋理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据记载，陆九渊讲毕，“听者莫不悚然心动，至有泣下者”。朱熹深受感动，不仅请他留下讲义，还将这篇《白鹿洞书院讲义》刻石立于书院之中，并亲自作跋。一次讲学，何以有如此震撼人心的力量？它又为何被视为心学与书院教育融通的典范事件？要回答这两个问题，还得回到那场讲学的现场。
一、登坛开讲：从一句《论语》说到“辨志”
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号象山，是南宋心学的开创者。他与朱熹同为当时理学巨擘，但学术路径并不相同：朱熹主“格物穷理”，陆九渊则主“发明本心”。淳熙二年（1175年）的鹅湖之会上，两人曾就治学方法展开激烈论辩，此后学术分歧公开化。然而分歧并未妨碍友谊。六年后，朱熹知南康军，重修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广聚生徒，他特意邀请这位学术上的“对手”前来讲学。这一举动本身，就体现了书院教育兼容并蓄的气度。
陆九渊选取的讲题是《论语·里仁》中的一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八个字可谓家喻户晓，但陆九渊没有停留在字句训释上，而是一开口就把问题引向了学者自身。他指出，读这一章，关键不在分别君子与小人，而在返观自己——“学者于此，当辨其志”。
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所习在义，斯喻于义矣；志乎利，则所习在利，所习在利，斯喻乎利矣。
这段话是整篇讲义的枢纽。陆九渊的逻辑很朴素：一个人平日里用心学习的是什么，他最终通晓、成就的也就是什么。志向立在义上，日用工夫自然落在义上，久而久之便能明白义理；志向若在利上，则无论读什么书、做什么事，骨子里盘算的都是利，最终通晓的也不过是利。所谓君子小人，并非天生的身份标签，而是由各自的志向与修习塑造出来的结果。
“辨志”二字，正是陆九渊心学的入门处。心学强调为学先要立其大者，先端正自家的心志与方向，而不是急着堆积知识。在白鹿洞书院这样一个以读书穷理为日常功课的场所，陆九渊当头棒喝般地提出：先问问自己读书的志向是什么。这一问，把《论语》的一句格言变成了每个听者都无法回避的自我拷问。
二、直指时弊：读圣贤书的人，志向未必在圣贤处
辨志之说如果只是抽象的道理，未必能令听者“泣下”。陆九渊讲学的锋芒，在于他把这把尺子直接量向了当下——量向了科举取士制度下的士人心态。
南宋承北宋之制，科举是士人入仕的正途。读书应举、登科做官，几乎是读书人唯一可期的人生道路。陆九渊并不反对科举本身，他自己就是进士出身；他所痛心的是科举造成的价值颠倒——读书的目的不再是明理修身、经世济民，而是攫取功名。他尖锐地指出：
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没于此而不能自拔，则终日从事者虽曰圣贤之书，而要其志之所向，则有与圣贤背而驰者矣。
这句话戳中了当时士风的要害：世人终日捧读的本是圣贤之书，但若整个身心都沉溺在科举利禄之中而不能自拔，那么他的志向所向，恰恰与圣贤背道而驰。书是圣贤的书，志却是小人的志。用书上的话说，这是“志乎利”而“习于利”；用今天的话说，这是手段与目的的错位——读书成了敲门砖，圣贤之言成了应试的工具。
陆九渊进一步描画了这种士风的具体面目。他指出，一些人所念念不忘的，不过是“官资崇卑、禄廪厚薄”——官职的高低、俸禄的多少。心里装的既然是这些东西，又“岂能悉心力于国事民隐”？一个满脑子功名算计的人，不可能真正把心力倾注在国家事务和民间疾苦之上。义利之辨由此从个人修身的问题，扩展为关乎吏治与民生的公共问题：士风正，则政事清；士风坏，则国事隳。
值得注意的是，陆九渊的批评并不否定事功与仕进。义与利的分界，不在做不做官、取不取俸禄，而在“志”之所向：以天下国家为念，虽居高位而不害其为义；以一身利禄为计，虽读万卷书而仍然是利。这种辨析相当精密，避免了把义利对立简单化的偏颇，也让在场的书院诸生无从自解——谁也不能用“我只是在读圣贤书”来为自己开脱，因为陆九渊已经点明：读的什么书不重要，立的什么志才重要。
三、一堂讲学的回响：心学与书院的双向成就
讲学的效果是即时的，也是深远的。据记载，当时虽是早春天气尚寒，听者却汗出沾衣，不少人深受触动，以至“莫不悚然心动，至有泣下者”。一场讲学能让听者落泪，靠的不是辞章的华丽，而是道理逼人到无可逃避之处——每个人都在那面“辨志”的镜子前照见了自己。
朱熹的反应尤其值得玩味。他与陆九渊学术立场相异，却在听完之后赞叹不已，将这篇讲义刻石立于白鹿洞书院，并撰写跋语，让它成为书院的常驻教材。按白鹿洞书院当时已有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学规）来看，朱熹本就重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等伦理纲常的躬行，而陆九渊的义利之辨，恰好为学规中的道德要求补上了最根本的一环——志向的辨明。可以说，这篇讲义与朱子的学规互为表里：一个从外部规范入手，一个从内部心源发力。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次讲学是心学与书院教育融通的典范。一方面，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借助书院这一公开的讲学平台得以广泛传播。书院不是私人的书斋，而是汇聚四方学者的公共空间，一场讲学的听众，会把义利之辨带回各自的乡邦与师门。心学由此不再只是师友之间的切磋，而成为书院教育中可以公开讲授、共同修习的内容。后来心学的兴盛，与书院网络的传播密不可分。
另一方面，书院教育也因心学的注入而获得了更深层的道德动力。书院本就兼有讲学、藏书、祭祀诸功能，但若教学只停留在章句训诂与举业训练上，书院便可能沦为科举的附庸。陆九渊的讲学提醒书院教育：育才必先育志，明经必先明心。把“辨志”置于读书之先，书院培养的才不是只会应试的利禄之徒，而是能以义自立的君子。这正是朱熹刻石留讲的深意所在——他看重的不仅是陆九渊这个人，更是这堂课对书院教育方向的校正意义。
八百多年过去，白鹿洞书院中的那块讲义石刻早已成为历史文物，但石上的问题并未过时。读书为了什么？做学问志向何在？手中之事与心中之志是否一致？这些追问，对今天的学习者依然有效。义利之辨不是要把“利”一概抹杀，而是要求人在追逐任何目标之前，先辨明自己的志向立在何处。志正则习正，习正则终成其志——这是陆九渊留给后世最简明也最严厉的教诲。
一次讲学，一篇讲义，一方刻石，一位论敌的击节赞叹。淳熙八年白鹿洞中的那个早春之日，心学与书院教育完成了一次难得的彼此成就：思想因讲坛而传布，讲坛因思想而有了灵魂。这或许正是中国书院传统最动人的地方——它始终相信，面对面讲明一个道理，可以改变一个人，进而改变一代士风。
作者：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