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衡①，字平子，南阳西鄂人，是东汉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他精研天文、历算与机械制造，曾研制候风地动仪、改进浑天仪，又以《二京赋》《归田赋》等作品在文学史上留下鲜明印记。若只从题材看，一篇写京都，一篇写田园，似乎不过是创作对象的变化；若置于汉赋发展的长河中观察，却能看到一种更深刻的转折：赋开始从宫殿苑囿、车马仪仗和都城制度的宏大铺陈，转向个体心境、人生选择与自然情趣的清切表达。
这种转折并不意味着张衡简单否定汉大赋。恰恰相反，他先以《二京赋》②充分掌握并推进京都大赋的艺术传统，又在《归田赋》③中另辟新境。因此，张衡既站在汉大赋发展的高峰，也站在抒情小赋兴起的源头。他笔下的“清简”，不是才力不足后的删繁就简，而是深谙繁富之后主动选择的艺术新路。
一、从《二京赋》到《归田赋》：两种笔墨之间
《二京赋》包括《西京赋》和《东京赋》，以西京长安、东京洛阳为表现中心。它继承司马相如、班固以来的大赋传统，通过主客问答、空间巡游与物类铺陈，描写城市形胜、宫室苑囿、礼仪制度、田猎游乐和社会风俗。作品规模宏大，词汇繁密，名物纷呈，显示出张衡驾驭长篇结构与博富语言的能力。
然而，《二京赋》并非只为夸示帝都繁华。赋中对奢侈游乐、穷极土木和统治者逸乐生活有所讽谏，其写作仍承续汉赋“劝百讽一”的复杂传统：一方面，铺陈本身容易形成炫目的审美景观；另一方面，作者又希望借盛景背后的耗费与危机寄寓警戒。宏阔与讽谏并存，正是京都大赋的力量所在，也是它难以彻底摆脱的内在张力。
到了《归田赋》，笔墨骤然一变。开篇写道：
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
这里没有先陈宫阙之高、苑囿之广，而是直接说出久居京城却无良策辅佐时政的困顿。“临川羡鱼”写愿望难遂，“俟河清”写等待无期，仕途中的失意与清醒被压缩在简洁的句子里。作者由此引出归田之志，并非逃避现实，而是在无法施展抱负时重新安顿精神生活。
接着，作品以“仲春令月，时和气清”打开田园画面。春日和暖，气象清朗，原野草木滋长，鸟鸣相应。这里不再需要成串罗列珍禽异兽，也不再依靠夸饰营造奇观。景物看似寻常，却因与人的心境相互映照而获得温度。京都大赋中的空间属于帝国秩序，宫室、道路、车骑无不显示威仪；《归田赋》中的空间则属于个人，水泽、田野、树林都可游可赏，成为自由精神的容身之处。
由《二京赋》至《归田赋》，变化的关键不只是篇幅缩短，更是赋体重心由“体物”向“抒情”的移动。所谓体物，是尽可能细密地描摹对象；所谓抒情，则是使景物服从情志，让外在世界成为内心感受的回声。《归田赋》仍有写景，却不以穷尽物类为目标；仍讲究辞采，却不再让辞采遮蔽主体。它由此显示出抒情小赋④逐渐成熟的方向。
二、“清”与“简”：一种有节制的文学选择
张衡《归田赋》的“清简”⑤，可以从语言、结构和精神气质三个层面理解。“清”首先是语言清新明净。作品虽使用典故与对偶，却没有汉大赋中那种层层堆叠的生僻名物，句意大多随景物和行动自然展开。例如：
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
琴书、翰墨与古代典范共同构成士人的日常生活。这里的典雅不是珠玉满目的装饰，而是一种从容自守的文化姿态。读书、鼓琴、作文，都由仕途之外的消遣上升为人格修养的方式。文字清淡，意蕴却不浅薄；声调舒缓，精神却有所坚持。
“清”也是境界之清。作品选择仲春、和风、清气、原野等意象，使自然摆脱皇家苑囿中供人占有和炫示的属性。作者不是居高临下地检阅万物，而是进入自然，与草木禽鸟共享时序。这样的清新感，来自人与环境关系的改变：万物不再是权力的陈列品，而成为个体生命可以亲近的伙伴。
“简”首先表现为体制短小。《归田赋》不设繁复的主客问答，不组织漫长的空间巡游，也不追求名物的无所不包。它以仕途困境起笔，继以归田设想和春日游赏，最后归结于琴书自娱、诗文寄志。文章篇幅不长，起承转合却完整，情绪从郁结走向舒展，形成清楚而流动的内在线索。
“简”还意味着有所选择。真正的简约不是内容贫乏，而是删去与中心情志无关的枝蔓。大赋常用数量和密度制造震撼，《归田赋》则以有限意象留下想象空间。它不把田园写得无所不有，只择取最能传达自由感的景物和活动；也不长篇议论仕途得失，只用数语点明出处进退。情感因此更加集中，余味也更加绵长。
需要说明的是，“清简”并不能概括张衡全部辞赋的外在形态。《二京赋》显然繁富宏丽，《归田赋》才集中体现清新简淡的趋向。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看清张衡的独特之处：他不是只能写短章的清淡作家，而是在充分掌握宏篇巨制之后，为赋体开拓了另一种表达可能。清简因繁富而更显自觉，短小也因长篇经验而更见结构功力。
三、“大赋之殿”与“小赋之祖”
在赋史上，张衡常被置于“大赋之殿”与“小赋之祖”的交汇处来理解。所谓“大赋之殿”，是说《二京赋》承接前代京都赋的规模与技法，在都城书写、制度描绘和语言铺陈方面具有总结性意义；所谓“小赋之祖”，则强调《归田赋》对后世抒情小赋的开拓作用。这两个称谓并不矛盾，而是共同说明他的枢纽地位。
汉大赋的兴盛，与统一帝国的政治规模和文化想象密切相关。它以宏阔空间、繁盛物产和典章制度呈现时代气象，也承担歌颂、讽谏与知识展示等多重功能。但随着士人个体意识逐渐增强，仅以帝都和宫苑为中心的写法，已难以容纳复杂的人生感受。仕途进退、乱世忧患、自然之趣和生命感慨，都要求更轻灵、更直接的形式。
《归田赋》正回应了这种需要。它把“我”的处境和选择置于作品中心，使赋不必依赖宏大对象也能成立。自然景物因个人情绪而有了层次，日常生活因精神追求而具有意义。这种写法对汉末建安时期的抒情创作产生重要启发。后来的文人以短赋书写登临、感物、离别、游宴与人生忧思，在题材和情感结构上，都可看到赋体由铺陈外物转向表现心灵的历史趋势。
当然，文学史的变化从来不是由一篇作品单独完成的。汉代已有骚体赋、咏物赋等多种抒情传统，张衡也并非凭空创造一种体式。更准确地说，《归田赋》把短小篇制、田园题材、士人进退之思与清新语言结合起来，形成了辨识度极高的范本。它使抒情小赋的可能性得到集中呈现，并为建安以后赋体的多样化提供了重要先声。
《后汉书·张衡传》记载张衡的生平、学术与文学活动，使我们得以把他的作品放回东汉政治文化环境中考察。他一生既有经世用世的抱负，也屡经仕途迁转；既关注国家制度，又保持学者对宇宙、器物和知识的广泛兴趣。这种人格结构，也反映在两类赋作中：《二京赋》面向都城与时代秩序，《归田赋》回到个体与自然；一者求博，一者求约，一者显才，一者见心。
因此，张衡辞赋的价值，不宜被简化为“由华丽转向朴素”。《归田赋》仍有典雅的文辞和精心的声律，《二京赋》也并非只有夸饰而无思想。真正发生变化的，是文学观看世界的方式：作品的焦点从帝国景观逐渐移向士人心灵，语言的功能从展示万物逐渐转向传达情志，篇章的力量也从规模之大转向意蕴之深。
两千年后重读张衡，最动人的或许正是这种收放自如。他能写长安、洛阳的壮丽，也能写仲春田野的一缕清风；能铺叙礼制、宫苑和车骑，也能在琴书翰墨之间安顿一颗不得志而不失其守的心。《二京赋》让人看见汉大赋所能抵达的宏阔，《归田赋》则让人听见赋体内部正在生成的新声音。张衡由此成为汉赋转型不可绕过的枢纽：他既为一种传统作结，也为另一种传统开篇。
注释
①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东汉科学家、文学家，研制候风地动仪并改进浑天仪，善辞赋，代表作有《二京赋》《归田赋》等。
②《二京赋》：张衡代表作之一，包括《西京赋》《东京赋》，铺陈长安与洛阳的城市景观、典章制度及社会生活，是京都赋的重要总结性作品。
③《归田赋》：张衡代表作之一，书写退隐田园的志趣，篇幅短小，语言清新，对抒情小赋的发展具有开创意义。
④抒情小赋：汉代赋体发展中逐渐成熟的一种形态，通常篇幅较短，以抒情言志为主，与重在铺陈物象、规模宏大的大赋相对。张衡是其重要开拓者之一。
⑤清简：本文用以概括《归田赋》的主要风格。“清”指语言和意境清新明净，“简”指篇制短小、笔墨精炼，不作冗长铺陈。
参考文献
[1]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张衡传》，中华书局。
[2] [汉]张衡：《张河间集》，中华书局。
[3] 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