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史传统中，班固是一个难以绕开的名字。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①。他继承父亲班彪的修史志业，前后历二十余年撰成《汉书》主体，使一代兴亡获得严整而典雅的书写。《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②，也由此确立了此后历代正史的重要范式。与此同时，班固还精于赋、诗、论、序等多种文体，以《两都赋》《咏史诗》等作品在东汉文坛占据重要位置。
如果只把班固看作一位史家，便难以理解《汉书》何以兼具史料的厚度与文章的光彩；如果只把他看作辞赋名家，也会忽略其文学背后的历史意识。班固真正独特之处，正在于“文史兼善”：他用史家的眼光选择和组织材料，又以文学家的笔力刻画人物、铺叙制度、衡量时代。
一、继承父志：《汉书》的漫长编纂
班固的史学生涯并非凭空开始。其父班彪生活于两汉易代之际，深感司马迁《史记》记事止于汉武帝时期，此后史事尚待系统整理，遂广采前史遗闻，撰写《史记后传》。这项工作虽然没有形成后来《汉书》的完整规模，却为班固准备了史料基础，也把“续写汉代历史”的责任留给了下一代。
班彪去世后，班固整理父亲遗稿，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谋篇。他的目标已不只是给《史记》续尾，而是以西汉一朝为完整对象，做到“包举一代”。这一变化意味着修史观念的转折：历史不再只是从上古贯通当世的一条长河，也可以围绕一个王朝的制度、人物与兴亡展开整体叙述。
据《后汉书·班固传》记载，班固早年在家中继续修史，一度因有人告发其“私改作国史”而被捕，书稿也被查验。其弟班超赴京申明缘由，地方官又将书稿送呈朝廷。汉明帝阅后认可班固的才学，召其入校书机构任职，并命他继续完成汉史。这场风波使他的修史活动由家族志业转为奉诏编纂，也使他得以接触宫廷所藏图籍档案。
从班彪奠基，到班固在明帝、章帝时期持续撰修，《汉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积累。若从班彪着手《史记后传》算起，其学术源流可以追溯到东汉初年；就班固本人而言，则大致从青年时期整理父稿开始，历经永平年间奉诏修史，至章帝时期基本完成主体。将这一过程简单压缩为某一年的“成书”，容易遮蔽它反复搜集、校订和调整体例的真实面貌。
班固去世时，《汉书》仍有部分篇章未定。其妹班昭奉诏在东观续成八表，并协助整理相关篇章；马续则续补《天文志》。班昭（约45—约117）是东汉女史学家，也是中国古代有姓名可考且产生重要影响的女性史家⑤。于是，这部巨著形成了父亲班彪奠基、班固撰写主体、班昭与马续补成未竟篇章的特殊历程。常有人将其概括为“父子兄妹两代四人共成一书”，这一说法强调的是《汉书》成书过程中的学术接力，其中马续虽非班氏家族成员，却同样是完书的重要参与者。
《汉书》后来进入历代官方书目与正史体系，《隋书·经籍志》等均有著录。它之所以成为典范，首先在于体例上的开创。司马迁《史记》贯通数千年，是纪传体通史；班固则集中记述西汉一朝，将纪传体与断代范围结合起来。所谓断代史，是专门记载一个朝代历史的史书体例，与《史记》的通史体相对③。此后历代正史多沿用这一基本路径，班固由此成为纪传体断代史范式的奠基者。
二、铺陈与讽喻：班固的文学世界
班固的文学创作与其史学事业并非两条互不相干的道路。《后汉书·班固传》称其“博贯载籍”，这种广泛阅读既支撑了修史，也滋养了辞赋。他熟悉典章制度、地理沿革与经学传统，因此笔下的都城不仅有宫阙苑囿，也有礼乐秩序与政治理想。
《两都赋》是班固最具代表性的赋作，由《西都赋》《东都赋》两篇组成④。作品借虚构人物的问答，对长安和洛阳展开比较。《西都赋》着力铺陈西汉都城的山川形胜、宫室苑囿和物产声威，辞采繁富，空间开阔；《东都赋》则转向东汉都城的礼制建设，突出节俭、教化与秩序。两篇一张一弛，使“都城”从可供观赏的壮丽景观，转化为衡量政治文明的象征。
《两都赋》的关键并不只是“写得繁华”，而是借两座都城的对照追问：国家的盛大究竟应当建立在物质夸耀之上，还是落实于礼制、教化与百姓生活之中？
在形式上，班固继承了司马相如以来大赋铺采摛文、极尽形容的传统；在意旨上，他又为宏丽书写注入较强的理性节制。赋中的赞颂与讽谏彼此交织，既展示帝国气象，也提醒统治者不能沉溺于游猎和奢侈。这种“铺陈之中见判断”的写法，恰与班固修史时重视制度得失的眼光相通。
班固的《咏史诗》篇幅不长，却在文学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作品书写西汉少女缇萦为救父亲淳于意而上书朝廷的故事，以五言句式概括人物处境与事件转折，被视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之一。它没有停留于猎奇叙事，而是把一个历史事件提炼为孝行、刑罚与人情之间的冲突。后世咏史诗常借古人古事寄托现实感慨，班固此作已经显露出这一文体方向。
从《两都赋》到《咏史诗》，班固的文学并非脱离现实的辞藻游戏。前者以空间对照讨论王朝气象，后者以人物命运触及制度温度；一个宏阔，一个简约，却都体现了他将历史经验转化为文学表达的能力。
三、文史一体：《汉书》的文章与制度世界
《汉书》的文史价值，首先表现为叙事的严谨。全书以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传构成百篇规模，记载自汉高祖至王莽时期的历史。它继承《史记》的纪传体框架，又依据西汉史事重新整合材料。班固善于在有限篇幅内安排事件先后、人物关系与政治背景，使叙述显得简练而有法度。
在人物书写上，《汉书》语言典雅凝练，却并不板滞。班固常通过对话、奏疏和关键行动表现人物性格，也善于把个人选择放入政治制度与时代风气之中考察。与《史记》富于情感波澜的叙事相比，《汉书》往往更加整饬、谨严，褒贬寓于材料取舍和篇章结构。两者风格各异，共同塑造了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高峰。
《汉书》的“十志”尤其体现班固把一个王朝作为整体来认识的努力，包括《律历志》《礼乐志》《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地理志》《沟洫志》《艺文志》。它们分别讨论历法音律、礼乐制度、法律沿革、财政经济、国家祭祀、天文记录、传统灾异观念、行政地理、水利建设与典籍学术。对于其中涉及天人感应、灾异解释的内容，今天应置于汉代思想史和政治文化背景下加以辨析，而不能当作超自然规律来理解。
十志以专题方式梳理制度源流，成为后世正史“书志”传统的重要基础，因而常被称为典制史之祖。班固在这里不只是排列制度条文，而是试图说明制度为何形成、如何变化，又怎样影响国家运行。现代读者由此可以看到，历史并不只有帝王将相的行动，也包含赋税、法律、水利、交通、教育和知识分类等深层结构。
其中，《艺文志》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艺文志》为《汉书》十志之一，著录先秦至西汉典籍，是研究汉代及其以前学术史的重要依据⑥。它主要以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成果为基础，将典籍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门类，并附简要说明。大量古书后来散佚，研究者仍能借其著录了解书名、篇卷及学术归属，因此它不仅是一份目录，也是一幅早期中国知识世界的地图。
《汉书》后来受到重视，并非只因它提供了西汉历史资料，还因为它确立了一种书写王朝的方法：以本纪展示政治进程，以表呈现年代和人物关系，以志说明制度文化，以列传刻画不同群体。叙事、制度与人物彼此配合，使“一代之史”获得完整形态。班固的文学训练，则使这套严密结构保有文字的节奏、形象与温度。
四、在文章中保存一代文明
回望班固的创作历程，可以发现，他的一生始终围绕“如何书写时代”这一问题展开。承续《史记后传》时，他面对的是家学使命；奉诏修史后，他承担的是整理一代文献的公共责任；创作辞赋与诗歌时，他又以文学形式思考都城、礼制、人物和政治。史学为文学提供了深厚的现实内容，文学则使史学获得清晰而持久的表达。
班固并非没有时代局限。《汉书》中的思想判断、正统观念和灾异解释，都需要结合东汉政治文化审慎阅读。但真正严谨的历史理解，既不回避局限，也不抹杀创造。就体例而言，他开创纪传体断代史；就文献而言，他保存西汉一代的重要记录；就文学而言，他以典雅有度的语言拓展辞赋、咏史诗和史传散文的表现空间。
两千年后再读班固，最值得体会的或许正是这种“文史兼善”的格局。历史写作需要可靠材料和制度眼光，也需要能够抵达读者的文章；文学表达可以铺陈想象、寄托情怀，却不能失去对现实与事实的尊重。班固以一部《汉书》和多种文学创作证明，文采与考据并非彼此排斥，理性秩序与审美表达也可以共同承担文化记忆。
注释
①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著《汉书》，为纪传体断代史的开创者。
②《汉书》：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西汉一朝历史，体例严谨、文笔典雅，为史学经典。
③断代史：只记载一个朝代历史的史书体例，与《史记》的“通史”体相对，班固为纪传体断代史体例的开创者。
④《两都赋》：班固的代表赋作，分《西都赋》《东都赋》两篇，铺陈长安与洛阳的都城气象。
⑤班昭（约45—约117）：班固之妹，东汉女史学家，参与续成《汉书》八表等未竟篇章，是中国古代有姓名可考的重要女性史家。
⑥《艺文志》：《汉书》十志之一，著录先秦至西汉的典籍目录，是研究汉代及以前学术史极为重要的文献依据。
参考文献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班固传》，中华书局。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
[汉]班固：《两都赋》，中华书局。
陈其泰：《班固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