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易学史上，王弼是一位来去匆匆却改变深远的人物。他生于魏文帝黄初七年（226），卒于魏齐王嘉平元年（249），年仅二十四岁，却以《周易注》《周易略例》重整解释《周易》的方法。两汉以来居于主流的卦气、纳甲、爻辰、互体等象数体例，经他批判和裁汰，不再是理解经文的必经之路；《周易》所蕴含的变化之理、处世之道与政治哲学，则被推到解释中心。这场后来常被概括为“王弼扫象”①的学术变革，不仅奠定魏晋义理易学的基础，也经唐代经学定本进入官方知识体系，成为宋代诸家继续讨论《易》的重要起点。
不过，“扫象”并不是把卦象、爻象从《周易》中彻底删除。王弼仍然讨论刚柔、上下、应比、乘承及爻位，只是不肯让不断增殖的象数规则遮蔽经义。准确地说，他所扫除的是脱离经文义理、层层附会的解释方式；他所建立的，则是一条由言辞通向卦象、再由卦象把握义理的道路。正因如此，这场范式转换既有破旧的一面，也有立新的意义。
一、正始思潮中的“援道入易”
王弼易学的出现，与魏晋之际的思想环境密不可分。东汉经学长期重视章句、名物与象数推演，到汉末魏初，繁密的传注传统已经积累了庞大体系。与此同时，政治秩序反复震荡，士人不再满足于逐字疏解经典，而更关心名教凭何成立、万物如何生成、制度与自然怎样贯通。正始年间，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学者借助《老子》《庄子》的思想资源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形成后世所谓正始玄学④。
《晋书·王弼传》记述王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并载其注《易》、注《老子》等学术活动。这一记载揭示了他的思想面貌：他并非简单以道家取代儒家，而是在儒道会通的视野中追问经典背后的根本原理。其“以无为本”、辨析本末的思路，为解释《周易》的变化提供了新的哲学框架。纷繁万象虽各有形态，却须从统摄性的根本原则加以理解；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虽变化多端，也不能被拆解成彼此孤立的征验符号。
因此，王弼“援道入易”的关键，不在于为《周易》附加玄远辞藻，而在于改变提问方式。汉代象数家往往追问某一卦对应何时、何气、何方、何种物象，王弼则进一步追问：一卦何以成立？诸爻如何共同表现一项主旨？具体处境中的吉凶为何如此？解释重心由外在配属转向内在义理，《易》也由一套高度技术化的象数系统，重新显现为讨论变化、时位与行动原则的经典。
二、得意忘象：从解释工具抵达经典义旨
王弼的方法论集中见于《周易略例·明象》。其中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又说：“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这套论述把“言—象—意”组织成递进关系：言辞用来说明象，象用来呈现意；言与象都不可缺少，却都不是理解的终点。所谓“得意忘象”②，正是要求读者借助卦象而不拘滞于卦象，在把握义旨之后，不再把作为媒介的象误认成经典的最终意义。
“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王弼《周易略例·明象》
这里的“忘”，不是读过之后随意抛弃，更不是否认《周易》以卦爻成象的文本事实，而是不受工具束缚。好比渡河需要舟筏，抵岸之后应当关注所至之地，而不能背着舟筏继续前行。若只在卦象间寻找越来越复杂的对应关系，解释便可能远离经文；若完全越过象而任意发挥，义理又会失去依据。王弼试图守住的，正是由文本形式通向思想内容的分寸。
在具体注《易》时，王弼重视以《彖传》统摄一卦大义。《彖传》揭示卦德、卦义及其时势，因而可以成为贯通各爻的纲领。一卦六爻并非六个散乱事件，而是在共同主题下处于不同阶段、位置和关系的行动者。王弼又广泛运用爻位说，以阴阳刚柔是否得位、爻与爻之间是否相应，以及承、乘、比等关系解释爻辞。初、上代表事势的始终，中间诸爻呈现发展层次；同一品格置于不同时间和位置，可能获得不同判断。
由此可见，王弼并非拒绝一切“象数”，而是重新规定象数的解释权限。他基本排除了卦气、纳甲等将卦爻同节令、干支及其他系统固定配合的体例，也反对为一句爻辞不断搜求互体、逸象。相较之下，卦体、爻位和刚柔关系直接生成于《周易》文本结构，因而仍被保留。后人以“扫象”概括其革命性固然鲜明，却须明白，他扫的是象数附会，阐的是由卦爻结构呈现的普遍之理。
这种方法也使《周易》的吉凶判断获得伦理和哲学解释。吉凶不再主要被理解为对未来结果的神秘预告，而是人与时势、位置及关系是否协调的表现。居中而能守正，身处险境而知变，位高而不亢，处下而不怨，皆可从卦爻关系中得到说明。《易》的价值于是落在审时、知变、守分与趋正上，成为可以用于修身、处世和观照政治秩序的思想资源，而不是供人迷信吉凶的术数工具。
三、从王弼注到唐宋义理易学
王弼身后，其易学能够跨越时代，唐代《周易正义》⑤是关键环节。唐太宗时期，孔颖达奉敕主持五经正义的撰定，《周易正义》采用王弼、韩康伯注，并为之作疏。王弼的解释由魏晋名士的个人著述转化为国家经学教育所依据的权威文本。科举、学校与经籍传播又扩大了它的影响，使义理路径在相当长时期内获得正统地位。
孔颖达并非只是照录王注。他借助疏文说明名词、贯通经传、调和异说，使王弼简约而富于思辨的注语进入更完备的经学体系。但《周易正义》以王注为基本范本，意味着汉易诸多象数法不再占据官方注本中心。从解释史看，这一步完成了“扫象阐理”由思想创新到制度化经典的转变。
进入宋代，义理易学③又在新的问题意识中展开。胡瑗重视经世致用与人事义理，程颐《伊川易传》以儒家伦理解释进退存亡之道，杨万里常取历史人物和政治事例发明卦爻义旨。朱熹兼重义理与象数，在《周易本义》中强调《易》本为卜筮之书，同时以理学框架讨论卦爻变化。这说明宋儒并非整齐划一地接受王弼，更不是简单复制魏晋玄学，而是在批判、修正和转化中开辟新境界。
后世论者常依解释旨趣，将相关传统概括为偏重老庄玄理的“老庄宗”、阐发儒家伦理的“儒理宗”，以及借历史事例证说卦爻的“史事宗”等类型。这些名称有助于观察义理易学内部的分化，却不意味着各家之间界限绝对。程颐重儒理而不废卦爻时位，朱熹兼采象数与义理，杨万里援引史事也仍以经义为归宿。王弼真正留下的，不是一套不可更改的答案，而是将解释重心放到整体卦义、时位关系与哲学原则上的方法。
四、一场延续千年的范式转换
王弼的贡献，首先在于为《周易》解释做了“减法”。面对累积数百年的象数体例，他追问哪些规则真正来自经典结构，哪些只是后起系统的层叠附会。其次，他又为经典思想做了“加法”：通过本末、体用、有无、时位等范畴，使《周易》成为能够回应宇宙生成、政治秩序和人生行动的哲学文本。前者解除旧范式的垄断，后者提供新范式的支点，两者共同构成“扫象阐理”的革命意义。
当然，学术史上的革命从来不是把前代彻底清空。汉易保存的天文、历法、灾异观念及象数思维，是理解两汉知识世界的重要材料；宋以后易学也不断重新评价象数传统。若把王弼描述成完全取消“象”的思想家，反而会遮蔽其方法的精微之处。他反对的不是象本身，而是停留于象；他主张的也不是脱离文本空谈玄理，而是通过象、言抵达能够统摄变化的“意”。
从正始玄学的儒道会通，到唐代《周易正义》的官方定本，再到宋代胡瑗、程颐、朱熹、杨万里等人的多向开展，“王弼扫象”构成了一条清晰而又不断分流的思想源流。它提醒后世：经典之所以历久弥新，不在于解释规则越繁密越好，而在于能否透过文字与形式，准确把握其问题、结构和义旨。王弼以二十余岁的短暂生命完成了这次转向，其影响却延续千余年，成为中国易学史上最富生命力的范式转换之一。
注释
①王弼扫象：王弼对汉代象数易学的根本性颠覆，以“得意忘象”为核心，放弃卦气、纳甲等汉易象数体例，开创义理易学新范式。
②得意忘象：王弼易学的核心纲领，认为象是表意之器，既得其意，便不应拘滞于象。
③义理易学：以阐发《周易》哲学义理为主要宗旨的易学传统，与偏重象数推演的易学路径相对，由王弼奠定重要范式。
④正始玄学：三国魏正始年间以何晏、王弼等为代表的哲学思潮，具有儒道会通倾向，并以有无、本末等问题为思辨重点。
⑤《周易正义》：唐代孔颖达等奉敕撰定的《周易》官方注疏，以王弼、韩康伯注为基础，使义理易学取得经典解释上的权威地位。
参考文献
[1] [三国魏]王弼：《周易略例》，中华书局。
[2] [三国魏]王弼：《周易注》，中华书局。
[3] [唐]孔颖达：《周易正义》，中华书局。
[4] [唐]房玄龄等：《晋书·王弼传》，中华书局。
作者：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