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华史前文明的星空中,良渚文化以玉闻名。五千多年前,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的先民磨石成玉、琢玉成礼,留下了一个令人惊叹的玉器世界。走进任何一家收藏良渚玉器的博物馆,最先夺人眼目的,往往是那件外方内圆、中通贯孔的玉琮。它不像玉璧那样圆润温顺,也不像玉钺那样锋芒外露,而是以一种方正而深沉的姿态,静静立在展柜之中。可以说,玉琮是理解良渚社会的一把钥匙——读懂了它,便读懂了良渚人如何想象天地,又如何安排人间的秩序。
外方内圆:一件玉器的形制之美
琮,是一种外方内圆、中有贯孔的玉质礼器。从外形看,它像一段被琢磨得方方正正的玉柱,上下贯通一个圆孔,方与圆两种最基本的几何形态,被巧妙地合于一件器物之上。这种设计并非随意为之:方形的外壁提供了稳定的立面,圆形的内孔则让器物有了上下交通的纵深感,一器之中,方的沉静与圆的流转相互映衬。
良渚玉琮的器身常常分节,矮者一节两节,高者可达十余节。每节以转角为中轴,向两侧铺展纹样,形成一重复一重的节奏。考古报告中著名的“琮王”,形体宽大厚重,纹饰细密如织,需要极耐心地在坚硬的玉料上一点点碾磨出来。在没有金属工具的史前时代,完成这样一件作品,耗费的心力难以估量,其珍贵程度可想而知。
玉琮外壁最引人注目的,是被称为“神人兽面纹”的图案。纹样上部是一个头戴羽冠的神人形象,双臂张开;下部是一对圆睁的巨目与阔口的兽面,神人与兽合为一体,构图繁密而秩序井然。这种纹样在良渚玉器上反复出现,形象高度统一,被学界视为良渚文化的标志性神徽,也是中国史前纹饰中最具辨识度的图案之一。

神徽之下:纹样背后的共同信仰
神人兽面纹之所以值得细读,在于它的稳定与广泛。从已发表的发掘材料看,这种纹样遍布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遗址,构图程式相当一致,仿佛有一部共同的“图样范本”在各处流传。在文字尚未出现的年代,一个能够被大范围共同认可和使用的图像,本身就是一件不寻常的事——它说明良渚社会内部存在着被广泛接受的观念体系。
学界通常将这一纹样理解为良渚人共同尊奉的神灵形象:上方的神人或许象征着沟通天地的人或祖灵,下方的兽面则带有超自然的力量意味,二者合一,构成一个完整的神格。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理解是学者基于考古材料的推断,而非良渚人自己留下的解说,我们在欣赏时,不妨把它看作一扇窗,而不是一扇已经关死的门。
更值得注意的是神徽出现的位置。考古发现显示,雕刻着完整精细神人兽面纹的玉器,往往出自等级最高的墓葬,随葬器物也最丰厚。神徽并不随便出现在普通器物上,它被刻意地安置在最高等级的玉琮、玉钺之上。这意味着,纹样不仅是信仰的表达,也被用作身份的标志——谁有资格在玉器上刻下神的形象,谁就在人群中占据着特殊的位置。信仰与权力,就这样被镌刻进了同一块玉。
以玉为序:玉器背后的等级世界
良渚玉器种类丰富,除了琮,还有璧、钺、璜、镯、锥形器等,各有用途。琮外方内圆,被普遍认为是祭地的礼器;璧呈扁平圆形,多与财富和祭祀相关;钺形似斧,脱胎于武器,常常是军权与王权的象征。琮、璧、钺三者在高等级墓葬中组合出现,构成了一套层次分明的玉器体系。
考古工作者发现,良渚墓葬之间差别悬殊:大型墓葬设在专门营建的高台之上,随葬玉器动辄数十件甚至上百件,玉质精良、纹样完整;而普通小墓往往只有几件石器、陶器,玉器寥若晨星。随葬玉器的数量与规格,直接对应着墓主人的身份高下。玉因此不再只是美丽的石头,而成为社会秩序的物化——谁掌握玉料,谁能驱使玉匠,谁死后拥有满室玉器,都已被一套规则安排得明明白白。

从更长的历史眼光看,良渚并不是孤例。史前玉文化研究资料表明,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长江中游的凌家滩文化等,都曾孕育出各具特色的玉器传统。但良渚把玉器与社会等级的结合推向了新的高度:它用一套完整的礼玉体系,把信仰、权力与身份编织在一起。玉成为衡量一个人位置的尺度,也成为凝聚一个社会的纽带。
一块玉里的天地
回望那件静静立于展柜中的玉琮,我们看到的其实不只是一件器物。外方内圆,是先民对天地方圆的理解;中通贯孔,是他们想象中人神往来的通道;密布的羽冠与兽目,是一个族群共同仰望的神灵;而它沉睡的墓坑,则默默诉说着五千年前人群中的高低与秩序。
一块玉,从山野间的璞石到庙堂上的礼器,要经过选料、切割、琢磨、钻孔、刻纹等无数道工序,耗去的岁月以年计。良渚人把如此巨大的心力倾注于玉,是因为在他们心中,玉承载的正是最紧要的东西——对天地的敬畏,对秩序的守护。琮、璧、钺各有其位,恰如人各有其分,一个早期文明对世界的想象与安排,就这样被磨进了玉里。今天当我们隔着玻璃凝视它,那份温润的光泽,依然带着五千年前庄严而深沉的回响。
琮:外方内圆、中有贯孔的玉质礼器。神人兽面纹:良渚玉器上常见的神徽纹样。钺:形似斧的玉器,常为权力象征。
作者: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