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在众多思想流派之中，名家以辨析名实、考究概念著称，而惠施正是名家之中“合同异”一派的开创者与代表人物。惠施（约前370—前310），宋国人，曾长期为魏相，参与政事，与庄子往来论学，是战国思想史上一位极富个性的学者。《庄子·天下》说他“多方，其书五车”，学问广博，藏书甚富，后世“学富五车”的成语即由此而来。可惜惠施的著作早已散佚，其思想主要靠《庄子·天下》所保存的“历物十事”流传至今。所谓“历物十事”，是惠施考察万物、分析物理所提出的十个命题，内容涉及大小、高低、生死、同异、时空等根本问题。这十个命题看似诡谲怪诞，实则贯穿着一条清晰的思想线索：万物之间的同与异都不是绝对的；从最高的观点看，万物毕同毕异，最终旨归于“万物毕同”，也就是“合同异”，并归束于“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宏大结论。
一、历物十事：十个命题中的物理世界
《庄子·天下》在批评惠施“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的同时，完整记录了他“历物之意”的十条内容，后人称之为“历物十事”。逐条读来，可以看到惠施如何从概念分析入手，一步步瓦解人们对于大小、高低、先后的固执成见。
第一条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最大的东西，大到没有任何事物能在它之外，这叫“大一”；最小的东西，小到没有任何东西能在它之内，这叫“小一”。惠施在这里不是描述某件具体的物，而是对“大”与“小”作逻辑上的界定：真正的“至大”与“至小”都是抽象概念，经验中的任何具体之物都够不上这个标准。这一界定为此后各条埋下伏笔——既然经验之物都够不上“至大”“至小”，那么世间一切大小之分便都只是相对而言。
第二条说：“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没有厚度的东西，不可能层层积累出体积，但它的面积却可以延展到千里之广。惠施借平面作喻，指出“厚”与“大”分属不同的维度：无厚之物在厚度上等于零，在广袤上却可以无穷。概念的属性各有边界，不可混为一谈，这正是名家辨析名实的本色。
第三条说：“天与地卑，山与泽平。”世人眼中，天高地卑、山耸泽深，高低判然分明。惠施却说，站在极高远的观点回望，天与地相差无几，山与泽的高低起伏也可以抹平。高低之别，取决于观察的立足点，而非事物本身不可移易的属性。
第四条说：“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太阳刚刚升至正中，便已开始向西偏斜；万物刚刚出生，便已走上趋向死亡的路。“中”与“睨”、“生”与“死”之间并没有一条静止的界线，运动与转化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任何看似确定的状态，都正处于流变之中。
第五条是全篇的枢纽：“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这一条的内涵留待下文详析，它是“历物十事”由物理通向名辩理论的关键。
第六条说：“南方无穷而有穷。”当时人多认为南方荒远无边，惠施却指出，想象中的南方固然可以无穷延伸，而人所实知、足迹所至的南方却是有限的。方位的无限与行程的有限，在同一个“南方”概念中并存，空间观念由此显出相对性。
第七条说：“今日适越而昔来。”今天动身前往越国，等到抵达之日回望，出发的时刻已成往昔。“今”与“昔”并非固定的时间刻度，而是随言说者所处位置不断转换的相对称谓。
第八条说：“连环可解也。”连环相套，世人以为不可开解。惠施却提示，“解”与“不解”本是相对而言：连环终有朽坏之日，毁即是解；从变化的观点看，天下没有不可开解之物。此条的具体所指，后世解说纷纭，但其打破“不可解”之成见的用意是清楚的。
第九条说：“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燕国在北，越国在南，天下的中央本应在两地之间，惠施却偏说中央在燕之北、越之南。其用意在于指出：空间广大无边，本无绝对固定的中心，任何一点都可以自居为“中央”，方位的规定全凭相对坐标而定。
第十条说：“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这是历物十事的收束，也是惠施全部名辩分析的落脚点：既然万物毕同毕异、天地本为一体，那么人便应当以博大的胸怀普遍地爱护万物。名家的概念之辩，最终通向一种辽阔的伦理情怀与宇宙情怀。
二、合同异：同与异的相对性
历物十事之中，第五条最为紧要，它是惠施“合同异”思想的纲领：“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一类事物在大范围上相同、在小范围上相异，比如同属动物而分殊为马与牛，这叫“小同异”——是具体事物之间有限度的同与异。而推开到极限，从最高的观点总观万物，则万物既可以说完全相同，又可以说完全不同：万物同为天地所生、同在变化之中，这是“毕同”；万物又各有各的性状、各居各的时空，没有任何两物全然相等，这是“毕异”。同与异交织到极致，便是“大同异”。
由此，惠施得出一个根本性判断：事物之间的同与异都不是绝对的。说两物“同”，是就某一层次、某一角度而言；说两物“异”，亦是如此。天地与山泽有高低之异，从极高处看则“天与地卑，山与泽平”；生与死有存亡之异，从流变中看则“物方生方死”。一切同异之分都系于观点与尺度，一旦变换尺度，同可转为异，异亦可转为同。
值得注意的是，惠施虽然承认“毕异”，其思想的重心却落在“合”的一面。他不满足于指出万物千差万异，而是要穿过差异，看见万物相通的底层：天地一体，万物毕同。前九条命题逐一拆解大小、高低、今昔、中央与边际的绝对界限，正是为第十条“泛爱万物，天地一体”开路。概念上的“合同异”，落实为胸怀上的“泛爱”，名辩之学由此与人生态度、天下关怀贯通为一。这正是惠施高出一般辩者的地方：辨析名实不是目的，而是通往一种宇宙视野的路径。
三、惠施与公孙龙：合与离的两条道路
战国名家内部，历来分为两派，一派以惠施为代表，一派以公孙龙为代表。两派同以善辩著称，思想的走向却恰好相反。
惠施主张“合同异”，着力于打通概念之间的界限，把相互区别的事物合而观之：高低可平，生死相续，天地一体。其方法是着眼于概念外延的扩大——不断放宽概念的范围，直至涵括万物，于最大的外延之中见万物之同。公孙龙则主张“离坚白”，又以“白马非马”知名，着力于剖析概念内部的构成，把相互粘连的属性一一分离：石之坚与石之白，在目视与手拊中各有所得，可以相离；白马之“白”言其色，白马之“马”言其形，色与形相合为“白马”，与单纯的“马”名并非一事。其方法是着眼于概念内涵的分离——不断厘清概念的内涵层次，于精细的分别之中见名实之辨。
一“合”一“离”，路径相反，却各得名家之实。后世学者遂以“合同异”派称惠施一系，以“离坚白”派称公孙龙一系，这两个名称恰与各自的思想实际相符。若论气质，公孙龙之辩趋向分析的精密，惠施之辩趋向综合的宏大；前者如解剖之刀，后者如弥天之网。二者共同构成了先秦名学的双峰，也为后世留下了考察中国古典逻辑思想的两条基本线索。
惠施生前，其学已受非议。《庄子·天下》惜其才而病其道，说他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竞走也”；荀子亦批评他“蔽于辞而不知实”。这些批评自有其立场，但从今天的眼光看，惠施以概念分析叩问物理世界的尝试，在重伦理、轻名辩的中国思想传统中实属罕见而珍贵。他提出的十个命题，至今仍在提示人们：大小、高低、同异、生死，一切看似牢不可破的界限，都可以在更高的观点下重新审察；而审察的尽头，是“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宽广与仁厚。
作者：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