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文学》记何晏注《老子》初成，往见王弼，“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遂将自己所注改称《道德二论》。这则轶事未必尽实，却道出一个事实：正始年间的洛阳，一位二十余岁的青年，以《老子注》与《周易注》两部书，把两汉四百年相沿的注经传统整个改写。
王弼（226—249），字辅嗣，山阳高平人，年二十四而卒，著述却为后世立下典范。唐初孔颖达奉敕撰《周易正义》，取王弼注为底本，其书遂为有唐一代的官方定本；《老子》一书，王弼注亦长期是最为通行的注本。一个早逝者何以有如此分量？答案不在他注了什么，而在他用什么方法去注。
两汉经学以章句训诂为务，一经之说动辄数十万言。《汉书·艺文志》已讥其“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训诂愈密，大义愈隐；注家愈多，读者愈迷。这是王弼面对的首要问题。
《周易》的情形尤为突出。自孟喜、京房以下，卦气、纳甲、爻辰、互体诸说竞出，郑玄、虞翻等以象数解经，一卦一爻必求其象，象外之旨反被遮蔽②。经书成了术数的附庸，哲思让位于推算。王弼所要拨开的，正是这一层愈积愈厚的繁琐。
《周易略例·明象》③是王弼方法论的总纲。他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又曰：“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①。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这段话的关键，在于把“言—象—意”析为三层：言是工具，象是中介，意是归宿。言与象都不可废，因为它们是指路的路标；言与象也不可执，因为路标并不是目的地。“得意忘象”不是抛开文本，而是“寻言以观象”“寻象以观意”，先循言象而入，再越言象而出。所谓“忘”，是超越，不是丢弃。
这一方法落到《老子》，便是删繁就简、直指本根。《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王弼注曰：“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故不可道，不可名也。”又在“无名天地之始”下注：“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时，则为万物之始。”把“无”确立为万物所以然的根据，这正是玄学“以无为本”的起点。
第四十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王弼注曰：“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数语而已，不复罗列训诂。《老子指略》更一语总括全书之旨：“《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崇本息末，既是他的哲学主张，也是他的注释原则：抓住根本，舍弃枝蔓。
这一方法落到《周易》，便是废象数而立义理。《周易》本是卜筮之书，卦爻辞多涉占验。王弼注易，不再逐爻附会天象、历数，而是从卦爻之间的位置、时势、德性中抽绎出普遍的义理。他于《明彖》提出“一爻为主”之说：“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一卦五阳而一阴，则一阴为之主矣；五阴而一阳，则一阳为之主矣。”一卦之中必有主旨，得主旨则全卦皆通，这正是“得意忘象”在易学中的具体运用。
他更明确反对“案文责卦”：“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变。”象是灵活的，不可执一象以解一辞。经此改造，《周易》由占验之书变为义理之书，阴阳消长、刚柔相济之说，遂成为士人观照时势、安顿身心的哲学资源。
两经性质迥异：一为道家言，一为儒家经；一为哲理格言，一为卜筮之书。王弼何以能用同一方法贯通？关键在于，他所处理的并非经典的具体内容，而是经典与其意义之间的中介结构。无论《老子》的“言”还是《周易》的“象”，都是通往“意”的阶梯；阶梯的材质不同，攀登的方式却可一致。方法一旦在结构层面成立，便可跨文本、跨学派地通用。
这一方法论所化解的，是“言不尽意”与“经典权威”之间的张力。若言能尽意，则经文具足，诠释便无必要；若言不能尽意，则诠释又失去依据。王弼以“得意忘象”给出答案：言与象确实不能穷尽意，却足以指示意；诠释的任务不是逐字逐象地还原，而是循其指示而自得于心。这就为注家留下了阐发的空间，也为读者留下了体会的余地。
何劭《王弼传》载其答裴徽之问：“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其所不足。”孔子体认“无”而不言“无”，老子言“无”而实未免于“有”——这正是“得意忘象”在人物评价上的延伸：看一人一书的境界，当求其意，而不当执其言。王弼虽注《老》，其心中之最高典范仍是孔子，这一判断恰恰出自同一方法论。
这一思路渊源有自。《庄子·外物》以筌蹄喻言，已启其端；《易传》“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为之张本；至魏晋“言意之辨”，荀粲主言不尽意，欧阳建著《言尽意论》相驳，王弼则以“得意忘象”为这场讨论给出了最具操作性的结论。
其影响绵延深远。在经学上，王弼注经唐代《周易正义》表彰，成为官方定本，象数之学退居旁支，义理一路遂为易学主流，宋人程颐《伊川易传》即承此绪。
在文人的阅读方式上，“得意忘言”成为士人面对文本的普遍态度：读书求其精神而不拘其辞句，观画赏诗求其意境而不滞其形迹。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正是这一态度最亲切的注脚。
在文艺理论上，绘画讲“得意忘形”，诗学讲“意在言外”“境生于象外”，皆可溯及这一方法论。中国艺术重神韵、轻形似，重留白、忌填塞的审美取向，与王弼对“言—象—意”关系的辨析一脉相通。
汤一介先生论魏晋玄学，谓其对中国哲学的贡献在于本体论的建立；而这一本体论的建立，正依托于方法论的革新。无“得意忘象”，则“以无为本”无从落笔；无“崇本息末”，则注疏仍将困于章句之间。
王弼二十四岁而逝，其注却历千余年而不废。原因或许在于：他提供的不是一套现成的答案，而是一种阅读的姿态——尊重文本，却不做文本的奴隶；循言象而入，终得意而忘言。经典因此不再是压在案头的死物，而成为可以反复对话、常读常新的活水。
注释：
① 得意忘象：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提出的方法论，认为“言”用以明“象”，“象”用以存“意”，得“意”之后便可忘“象”。
② 象数之学：汉代易学的主流，以卦象、爻位、数字等解释《周易》，王弼认为其过于繁琐，遮蔽了经典的精神意蕴。
③ 《周易略例》：王弼所著易学方法论著作，系统阐述其以义理解易的原则。
参考文献：
[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
[清]阮元校刻：《周易正义》，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本。
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