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元年（240），魏齐王曹芳即位改元，洛阳城中的学术空气悄然转向。此前数十年，三国鼎立之势已成，曹魏内部却在明帝曹叡去世后迅速进入权力重组：幼主临朝，宗室曹爽与重臣司马懿共同辅政，朝堂之上暗流涌动。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夹缝里，一批士人把目光从经书的章句之间移开，转向“有无”“本末”“言意”这些更为根本的问题。中国思想史上被后世称为“玄学”的思潮，由此进入它的第一个高峰期，史称“正始之音”。
玄学的兴起，首先是对汉代经学的一次反拨。两汉四百年的经学传统，以章句训诂为基本方法，一部经书往往注疏累万言，学者皓首穷经，却未必能通其大义。与此同时，经学又与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相纠缠，把儒家的礼法规范安置在一套宇宙论图景之中。到了汉末，这套体系既显繁琐，又显僵硬。天下大乱之后，名教更被现实反复嘲弄：标榜忠孝者未必忠孝，以礼法自守者往往只是以礼法为工具。士人一面承受着生命无常的刺激，一面面对着名教的虚伪，精神上亟需新的安顿之处。
何晏正是回应这一困境的关键人物。他字平叔，南阳宛县人，母亲尹氏被曹操纳为夫人，何晏因此成为曹操的养子，自幼长于宫掖。他后来官至尚书，又任吏部尚书，主持选举，是正始年间炙手可热的人物。以出身与地位论，何晏本可以是名教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但他偏偏厌倦汉代经学的繁琐训诂，转而提倡“贵无”之说。
在《无名论》中，何晏提出：
夫道者，惟无所有者也。
这一句看似简省，实则把讨论的重心整体抬升了。汉人论“道”，多从气化、阴阳、符瑞处着眼，说的是具体事物的生成与感应；何晏却把“道”规定为“无所有”，即不落于任何具体规定性。这样一来，思考的对象便从“礼法应当如何”的规范问题，转到了“万物何以存在”的本体问题。经学关心的是条文的解释与施行，玄学关心的则是条文背后的根据。这一转向，正是玄学之所以为玄学的起点。
真正把这一转向体系化的，是何晏的晚辈王弼。王弼字辅嗣，山阳高平人，生于黄初七年（226），卒于正始十年（249），年仅二十四岁。他出身于学术氛围浓厚的家族，自幼聪慧，好老氏之学，通辩能言。在极短的一生里，他完成了《老子注》《周易注》《论语释疑》等一系列著作，以“以无为本”为纲，为玄学搭建起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
在王弼看来，“无”不是空无一物的虚无，而是万物得以成立的根本依据。他在注《老子》时反复申明，天下之物皆有其形有名，而形名之所由出者，不可以形名求之，故称之为“无”。有以无为本，末以本为归；万象纷纭，而其本则一。这套“崇本息末”的思路，把何晏提出的贵无命题，从一种价值取向推进为一种本体论结构。
与本体论相配合的，是方法论上的突破。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提出：
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意思是说，言辞是用来呈现卦象的，把握了卦象便可放下言辞；卦象是用来承载意旨的，领会了意旨便可放下卦象。这就是“得意忘象、得象忘言”。它打破了汉代易学以象数比附人事的旧路，主张越过繁琐的象数推演，直取经典背后的义理。此后中国士人读经、解经，乃至论诗、论画，都或多或少带有这一方法的影子。
王弼的思辨锋芒，很早就为时人所识。据记载，他曾与裴徽论及圣人有无之辨，提出“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认为孔子其实已体认本体，只是不以“无”为言，而老庄则尚未完全摆脱“有”的层面。这一判断把孔子推到了玄学的最高位置，既安顿了儒学传统，又为玄学争得了正统的名义，其巧思可见一斑。
何晏与王弼的交往，是正始年间一段著名的学术因缘。《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何晏注《老子》初成，往访王弼，见其注精奇，遂叹服道：“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于是把自己所注改题为《道德二论》。以年辈与官位论，何晏远在王弼之上，却能对一位二十岁上下的后生推服如此，正可见正始士人重义理、轻资望的风气。何晏的提携，使王弼的学说迅速进入洛阳清谈的中心；而王弼的精密，也反过来深化了何晏的贵无之论。二人一前一后，共同完成了玄学的开山工作。
由此也可以看清正始玄学与汉代经学的根本分歧。汉学重师法家法，重章句训诂，其问题意识是“经书怎么讲”；玄学重义理贯通，重本末体用，其问题意识是“万物何以如此”。汉学把价值安置在天道符应的宇宙论里，玄学则把价值收归于内在的本体自觉。前者向外求索，后者向内安顿。这一差别，决定了此后数百年中国思想的基本走向。
那么，贵无究竟如何回应了当时士人的精神困境？答案大约有三层。其一，本体论的确立，使个体生命不再仅仅依附于外在的礼法秩序，而获得了形而上的根据，乱世中的无常感因此得以安放。其二，“得意忘象”的方法，把经典从僵硬的教条还原为可以重新理解的意义之源，士人在其中找回了思想的主动权。其三，崇尚“无”与“自然”的取向，为名教之外的生活方式提供了理论辩护，使士人得以在政治失意时保留一片精神园地。正始玄学之所以能迅速风行，正因为它切中了那个时代最深的焦虑。
然而，思想的清谈终究无法脱离政治的现实。正始年间，曹爽与司马懿的权力斗争日趋激烈。正始十年（249）正月，司马懿趁曹爽兄弟陪同幼主出城谒陵之机发动政变，史称高平陵之变。曹爽集团一朝倾覆，何晏亦被牵连下狱，终至被杀，并遭夷族。那位曾以“道者惟无所有”立论的开创者，最终未能从权力的罗网中脱身。
何晏死后不久，王弼也因牵连免官，于是年秋冬之际病逝，年仅二十四岁。正始之音的两个主角，在同一年相继谢幕，一个思想史上的高峰就此收束。但玄学并未因此中断，它以竹林、以中朝、以江左的形态延续下去，成为魏晋南北朝精神史的主线之一。
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中指出，玄学之为玄学，正在于它把汉代宇宙论的问题转换为本体论的问题，而这一转换的完成，正始年间是关键。回望何晏与王弼，他们的价值不仅在于留下了几部注解，更在于示范了一种思想姿态：在礼法崩坏、生命飘摇的年代里，人仍然可以凭借理性的思辨，追问存在的根本依据，并为自己的精神寻找一个不可动摇的立足点。这份追问的勇气，正是正始玄学留给后世的真正遗产。
参考文献
[1] [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
[2] [南朝宋]刘义庆著，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
[3]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注释
① 正始：魏齐王曹芳年号（240—249），玄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
② 何晏（？—249）：字平叔，南阳宛县人，曹操养子，正始玄学开创者之一，著有《论语集解》《无名论》等。
③ 王弼（226—249）：字辅嗣，山阳高平人，魏晋玄学核心人物，著有《老子注》《周易注》《论语释疑》等。
④ 得意忘象：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提出的方法论，主张通过“象”把握背后的“意”，得意之后便可忘象。
作者：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