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的洞窟深处,一尊尊彩塑静立了千年。它们以泥为骨、以彩为衣,在幽暗的洞窟中注视着时光的流转。若细细端详这些造像的衣冠服饰,便会发现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它们身上既穿着汉式的衣冠,又保留着印度的遗韵。一面是不断加深的中国化特征,一面是难以磨灭的外来痕迹,两种气质在同一尊造像身上并存,使敦煌彩塑成为佛教造像本土化进程中最生动的标本。
佛教自印度东传,造像艺术随之而入。然而外来艺术要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必然经历一个改造与融合的过程。敦煌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这里的彩塑完整记录了这一过程:从早期的胡貌梵相,到中期的华梵交融,再到后期的完全汉化,衣冠服饰的变迁正是这条演变脉络最直观的呈现。
一、敦煌彩塑的汉式衣冠
衣冠的汉化,是敦煌彩塑本土化最重要的标志。这一变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步展开,从北魏到唐宋,脉络清晰可辨。
北魏时期的彩塑,袈裟样式已开始显露汉化的端倪。佛像所着通肩袈裟虽源自印度样式,但衣纹的处理方式已不同于印度造像的写实贴体,而是趋向图案化、装饰化,带有明显的中国审美趣味。此时的菩萨造像,有的已穿上了中原士大夫式的褒衣博带,宽袍大袖取代了早期紧贴身体的薄衣,所谓“褒衣博带”式的佛衣,正是南朝士人服饰对佛教造像影响的结果。这种变化的背后,是北魏孝文帝改制、推行汉化的时代风潮,服饰的变革从现实社会延伸到了佛国世界。
到了唐代,敦煌彩塑的汉式衣冠已臻成熟。唐代国力强盛,文化自信充盈,佛教造像的本土化也随之达到高峰。此时的菩萨像,璎珞华贵,帔帛飘逸,服饰的质感和层次被表现得细腻入微。更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彩塑中的人物气质已完全中国化:面相丰腴圆润,神态温婉安详,与唐人仕女的审美风尚一脉相承。莫高窟唐窟中的菩萨,常被后人形容为具有宫廷贵妇般的风韵,这正说明造像艺术已深深融入本土的生活与审美之中。佛像的衣纹处理也更加自由,不再拘泥于外来粉本,而是以中国的线条语言重新诠释衣褶的起伏转折。
宋代的敦煌彩塑,则呈现出世俗化的服饰倾向。此时的造像服饰更加贴近现实生活中的衣着,装饰趋于平实,人物情态也更富人间气息。佛与菩萨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异域神祇,而更像是可亲可近的世间长者。这种世俗化的走向,标志着佛教造像的本土化已由表层的衣冠深入到内在的精神气质。
从北魏的褒衣博带,到唐代的华贵帔帛,再到宋代的世俗服饰,衣冠的每一次变化,都是中国文化对外来艺术一次无声的改造。衣冠之于造像,犹如语言之于思想——当佛像穿上了汉式衣冠,它便已开始用中国的方式讲述佛法。
二、敦煌彩塑的印度遗韵
然而,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外来痕迹的彻底消失。恰恰相反,在敦煌彩塑身上,印度遗韵始终清晰可寻,成为佛教造像外来性的历史见证。

早期造像中的印度特征最为集中。十六国及北朝前期的彩塑,常见波浪式的卷发,这是印度及中亚造像中佛陀发式的典型样式,与后来中国造像中常见的螺发判然有别。通肩袈裟也是明显的印度遗韵:袈裟自双肩披覆而下,将身体完全包裹,这正是印度僧衣的传统披法。此外,早期造像的衣纹往往厚重而贴体,衣褶呈阶梯状或阴刻线排列,这种处理方式可追溯至印度犍陀罗与秣菟罗两大造像传统——犍陀罗艺术受希腊影响,衣纹厚重如雕塑;秣菟罗艺术则薄衣贴体,隐约显露躯体。这两种异域趣味,都能在敦煌早期彩塑中找到回应。
即便到了华梵交融的中期,印度式样的装饰与背光依然保存完好。菩萨身上的璎珞、臂钏、颈饰,其样式多与印度装饰传统一脉相承;造像身后的背光,常见火焰纹、忍冬纹与化佛的组合,这种背光形制源自印度,经中亚传入后,在敦煌洞窟中被保留并发展。这些装饰细节如同化石层中的遗存,默默诉说着造像艺术西来的源头。
印度遗韵的存在并非偶然。佛教造像有其自身的仪轨与粉本传统,画工塑匠在塑造佛像时,需依循一定的外来范式,以保证造像的庄严如法。因此,即使衣冠不断汉化,那些与佛教仪轨紧密相连的特征——发式、袈裟披法、背光形制——仍被谨慎地保留下来。遗韵的存留,是虔诚,也是历史。
三、汉式衣冠与印度遗韵的交融
敦煌彩塑的独特价值,正在于汉式衣冠与印度遗韵的交融并存。这两者不是彼此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在同一尊造像、同一座洞窟中相互映衬,共同构成了佛教造像本土化的完整图景。
汉式衣冠是中国化的结果,它记录着中国文化对外来艺术的选择与改造;印度遗韵是外来性的保留,它见证着佛教艺术东来的源起与传承。一尊北魏的佛像,可能身披印度式通肩袈裟,却长着汉人的面容;一尊唐代的菩萨,或许头戴印度式宝冠,衣饰却是地道的唐代华裳。这种看似矛盾的并置,恰恰是文化交融最真实的模样——融合从来不是彻底替换,而是层层叠压、彼此渗透。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敦煌彩塑的交融经验,也是中华文明对待外来文化的一个缩影。中华文明之所以绵延不绝,正在于它既有消化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又有保存文化记忆、尊重历史层累的耐心。佛教造像的本土化用了数百年的时间,衣冠的变化一点一点发生,遗韵的消退一步一步完成,从容而不仓促,自信而不粗暴。敦煌的工匠们没有用刀斧抹去造像的异域痕迹,而是让新的审美在旧的形式中生长,最终成就了独具一格的中国佛教艺术。
金维诺先生在《中国佛教造像史》中对佛教造像的本土演变多有论述,《敦煌彩塑研究》等相关文献也对敦煌彩塑的服饰特征作了细致的梳理。这些研究提示我们:观看敦煌彩塑,不能只看其形,更要读其史——每一道衣纹、每一件衣冠,都是一段文化交流史的凝固。
今天,当我们站在莫高窟的洞窟之中,仰望那些静立千年的彩塑,看到的不只是佛与菩萨的庄严法相,更是一部穿在造像身上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汉式衣冠与印度遗韵,在泥土与彩绘之间相遇、相知、相融,最终沉淀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一段温暖而厚重的记忆。
作者: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