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一朝，立碑之风极盛，碑碣云起。上自朝廷，下至郡县，凡记功、颂德、祭祀、立庙，多刻石以求传之久远。在数以百计的汉碑中，有三通碑刻常被后人并提，那就是《乙瑛碑》《史晨碑》与《华山碑》。三碑同立于东汉，同为祠庙之碑，同以隶书书写，又同被历代书家奉为隶书典范，被看作汉隶中“庙堂气象”的代表。所谓庙堂气象，指书法中那种庄重、典雅、法度森严的气度，如朝廷庙堂般雍容肃穆，不事奇险，不逞浮华。三碑虽同具此气，气象却各有偏重：《乙瑛碑》偏于端庄典重，《史晨碑》偏于浑厚谨严，《华山碑》偏于朴茂雄浑。三者如同三位同在朝堂的儒臣，衣冠整肃而性情各异，合观之，正可见东汉隶书面貌之丰富。
一、同源：祠庙之碑与“庙堂气象”
要理解三碑的“庙堂气象”，先要理解它们共同的出身。三碑皆为东汉祠庙碑刻，所述之事皆与祭祀、立庙有关。《乙瑛碑》记鲁相乙瑛奏请为孔庙设置百石卒史，《史晨碑》记鲁相史晨祭祀孔庙并奏请之事，《华山碑》则为西岳华山庙而立，记庙之兴修与祭祀。它们书于碑，立于庙，读者本就是出入庙堂的官吏士人，因此书写者下笔时，天然带着一种郑重恭敬之心。
东汉是隶书发展的高峰，隶书早已脱去古隶的质朴，进入法度完备、波磔分明、结体方整的成熟阶段。蚕头燕尾、一波三折，成为这一时期的通行笔法。用于庙堂祭祀之碑，书写者更须规行矩步，力求端严，于是形成了一类谨守法度、端庄典雅的样式。后世把这类书风称为“官样书法”，三碑正是其中的典型。它们不追求奇崛放纵，而是以秩序与法度为美，以庄重与雍容为贵，这正是“庙堂气象”的由来。
需要说明的是，三碑虽同属庙堂一路，却并非由一个模子刻成。时代先后、书写者性情、立碑缘起与碑石形制的差异，都让它们的气象各具面目。下面逐碑来看。
二、《乙瑛碑》——端庄典重
《乙瑛碑》全称《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刻于东汉永兴元年（153年），现藏山东曲阜孔庙。碑文所记，是鲁相乙瑛上书朝廷，请求为孔子庙设置一名“百石卒史”，由通晓礼经者担任，以掌领祭祀、守护庙宇。此碑立于孔庙，本身便是礼制秩序的一部分，其书风也因此格外郑重。
论其书风，可用“端庄典重、法度谨严”八字概括。它的笔画波磔分明，起笔收笔交代清楚，蚕头燕尾的形态交代得干净利落，却不流于夸张。结体方整，重心平稳，字与字之间大小匀称，行与行之间距离齐整，通篇望去如同一列列站立的朝士，衣冠整肃。气度雍容而不张扬，有大家闺秀的端庄，而无市井的媚态。汉隶中秀美一路，《乙瑛碑》可谓典范；说它是庙堂隶书的标准样式，并不为过。
后人常把《乙瑛碑》与《礼器碑》《史晨碑》并举，称为孔庙三大名碑。三碑同在曲阜孔庙，同写与孔子祭祀相关的礼事，可相互对照的，不只是文辞，更是书风的分寸感。《乙瑛碑》的分寸在于“典”，即典雅、典正；它的美，是在规矩之内求从容，在严谨之中见温润。
三、《史晨碑》——浑厚谨严
《史晨碑》全称《汉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刻于东汉建宁二年（169年），现藏山东曲阜孔庙。碑文记鲁相史晨到任后祭祀孔庙，并上奏朝廷、陈述祭祀之意。与《乙瑛碑》一样，它立于孔庙，是记述孔庙祭祀的又一座重要碑石。此碑分为前后两碑，内容彼此关联，合而观之，可见当时地方长官尊孔崇礼的完整过程。
其书风评语，可用“浑厚谨严、端庄肃穆”概括。若说《乙瑛碑》胜在“秀”与“典”，《史晨碑》则胜在“厚”与“沉”。它的笔画沉稳厚重，线条饱满，运笔的力量内敛而不外露，看上去不像《乙瑛碑》那样清朗外显，而更多一层朴实的分量。结体端方，字形略显宽博，重心稳当，气象庄严。通篇法度森然，却无板滞之弊，厚重之中自有从容，是一种“不苟言笑”的肃穆之美。
《史晨碑》历来被视为学习汉隶“规矩”的入门典范之一。原因在于它法度完备、笔笔有来历，既不像某些碑刻那样奇崛难摹，也不至于流滑。它给人的启示是：庙堂气象并不等于刻板，真正的庄重，是在严格的法度中依然保持一种内在的沉着与温度。
四、《华山碑》——朴茂雄浑
《华山碑》全称《西岳华山庙碑》，刻于东汉延熹八年（165年），原石已毁，今存拓本传世。此碑为西岳华山庙而立，碑文记庙之修葺与祭山之事，兼载其时的礼制与人事。因原石毁失，后人只能凭拓本一窥其貌，因此传世拓本格外珍贵。
其书风评语，可用“朴茂雄浑、方圆兼备”概括。三碑之中，《华山碑》的气象最为开阔。它的笔画兼有方圆，既有圆笔的浑融，也有方笔的峻整，线条起落之间力量感十足。结体舒展，字形不取拘谨，而是向四面撑开，显得疏朗大气。远观如高山雄峙，近看则点画沉实，所谓“雄浑”，正是这种既有体积感、又有开阔度的气象。
如果说《乙瑛碑》近于温雅的文臣，《史晨碑》近于沉静的老成，那么《华山碑》就更近于雄健的武将——同立朝堂，同守法度，却多了一份磅礴的力量。也正因原石早毁、拓本稀少，后世对《华山碑》的推崇中，常带着一份惋惜之情。
五、三碑气象之辨：典重、浑厚、雄浑
把三碑并置而观，它们的共性与个性便格外清晰。共性在于：三碑皆为东汉祠庙碑刻，内容皆与祭祀、立庙相关，书法皆具庄重、典雅、法度森严的“庙堂气象”，都是汉隶中“官样书法”的典型代表。它们共同构成了东汉隶书秩序之美的一面。
个性则在于气象的偏重不同。《乙瑛碑》偏于“典重”，笔画清朗，结体方整，如朝士立于阶前，端正而有文气；《史晨碑》偏于“浑厚”，笔画沉稳，气象庄严，如老臣持重，法度谨严而内蕴厚朴；《华山碑》偏于“雄浑”，笔画方圆兼备，结体舒展，如高山耸立，开阔而有力量。一个“典”，一个“厚”，一个“雄”，三字之差，恰好勾勒出三碑各自的性情。
这种差别，既来自书写者的笔性，也来自立碑的处境与审美的选择，并非高下之分，而是风格之别。后世学隶者常以三碑为门径：学《乙瑛碑》的端庄而正其骨，学《史晨碑》的谨严而立其法，学《华山碑》的开阔而壮其气。三者兼修，方能体会汉隶庙堂一路的丰富层次。
结语
清代金石学家王昶所编《金石萃编》广收历代碑刻，为后人研读汉碑提供了重要依据；当代学人华人德所著《中国书法史·两汉卷》以及《汉碑全集》等，也对三碑的书风与流传多有梳理。就三碑而言，《乙瑛碑》《史晨碑》《华山碑》同为东汉祠庙碑刻，同居“庙堂气象”一路，却分别在典重、浑厚、雄浑上各擅其长。它们提醒我们：隶书之美，不仅在笔画的波磔之趣，更在整体气度的端严雍容。今天我们在曲阜孔庙的碑石前驻足，或面对《华山碑》的旧拓凝神，所感受到的，正是两千年前那个时代对秩序、礼敬与庄重的理解，也是一种至今仍能打动人的古典气度。
注释：①《乙瑛碑》（Yǐ Yīng Bēi），全称《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刻于东汉永兴元年（153年），现藏山东曲阜孔庙。②《史晨碑》（Shǐ Chén Bēi），全称《汉鲁相史晨奏祀孔子庙碑》，刻于东汉建宁二年（169年），现藏山东曲阜孔庙。③《华山碑》（Huà Shān Bēi），全称《西岳华山庙碑》，刻于东汉延熹八年（165年），原石已毁，存拓本传世。④庙堂气象，指书法中庄重、典雅、法度森严的气度，如朝廷庙堂般雍容肃穆。
作者：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