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立国之初，天下疲敝，人口锐减，府库空虚。《汉书·食货志》记当时窘状，谓“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面对这样一副残破的局面，如何让社会重新喘息、让百姓重新回到田亩，成为摆在汉初君臣面前的头等大事。从高祖立国到景帝之世，六七十年间，黄老之术①始终是统治思想的主流。所谓黄老，是托名黄帝、老子的一套治国理念，其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不扰民、轻徭薄赋、宽刑简政，以适应秦末战乱之后亟待恢复的社会经济需求。这一方针并非某位思想家的书斋构想，而是在现实压力下一步步摸索出来、又被几代执政者反复确认的治国路径。
汉初黄老政治最生动的实践者，当推曹参②。曹参早年随刘邦起兵，史称其“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居前列，本是赳赳武夫。然而当他出任齐相国、面对七十余城与初离战乱的百姓时，却主动向儒生与长老请教安集百姓之术。众说纷纭之际，他听说胶西有位盖公③，善治黄老之言，便派人带着厚礼把盖公请来。盖公为他讲的核心只有一句：“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曹参大为叹服，于是让出正堂请盖公居住，自己以师礼事之。此后他以黄老之术治齐九年，结果“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曹参的“无为”，不是无所事事，而是有所不为。后来萧何去世，曹参继任相国，行事风格一仍其旧：“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他挑选官吏，专取那些木讷质朴、不善言辞的“重厚长者”，召为丞相史；凡属“言文刻深、欲务声名”之辈，一概斥去。日常政务之外，他日夜饮醇酒。有属吏想进言劝谏，一见面就被他灌醉，始终开不了口。惠帝见他如此，心中疑惑，便让曹参之子曹窋私下探问。曹参大怒，笞曹窋二百，责备他“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等到上朝时，惠帝当面责问，曹参免冠谢罪，反问一句：陛下自比高帝如何？惠帝答“朕安敢望先帝”；又问陛下看臣比萧何如何？惠帝答“君似不及也”。曹参于是说：高帝与萧何平定天下，法令已经明白周备，如今陛下垂拱而治，臣等守职奉法、遵而不失，不也很好吗？惠帝称善。这就是后世所称的“萧规曹随”。
曹参的“日夜饮醇酒”，与其说是放纵，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姿态：向朝野表明执政者不轻举妄动，不给地方和民间增添新的负担。当时百姓作歌称颂：“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在经历了秦朝严刑峻法与秦末连年战乱之后，这种“清净”恰恰是民间最需要的。可以说，曹参把“无为”从一种学说变成了一套可以运行的行政惯例。
如果说曹参是黄老政治的实践者，那么窦太后④就是它最坚定的守护者。窦太后自文帝时立为皇后，历经景帝一朝，直到武帝建元六年去世，史称“凡立五十一年”。她好黄帝、老子之言，《史记·外戚世家》记其影响所及，“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一门之内，黄老之学几乎成了必修之书。她之所以如此执着，固然有个人趣味的成分，但更重要的，是她在文帝、景帝两朝亲眼看到“与民休息”带来的实效，因而把它视为不可轻弃的祖宗家法。
这份坚守，曾两次因儒生的挑战而“大动干戈”。一次是儒生辕固生当着她的面评论《老子》，说那不过是“家人言”⑤罢了——意即庸俗的家常话。窦太后大怒，反唇相讥：“安得司空城旦书乎！”随即命辕固生到兽圈里去刺杀野猪。景帝知道太后动怒，又觉得辕固生直言无罪，便暗中给他一把利刃。辕固生下圈一刺，正中猪心，野猪应手而倒，太后默然，此事才不了了之。另一次发生在武帝初年。年轻的武帝锐意更化，重用赵绾、王臧等人，议立明堂、改易制度，赵绾甚至上奏请求此后政务不必再向东宫即窦太后奏报。这直接触怒了窦太后。结果赵绾、王臧下狱自杀，支持改革的丞相窦婴、太尉田蚡也被免职。直到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武帝才得以放手推行他的儒学新政。
这两件事常被后人视为黄老与儒学之争的激烈表现。就政治史而言，它们说明黄老之术在汉初并非一句空话，而是有真实的权力在为之背书；就思想史而言，它们也提醒我们，一种治国理念的兴替，往往不是靠论辩分出胜负，而是靠权力格局的更迭来完成。
对汉初黄老政治的历史评价，历来并不一致。有学者指出，惠帝一朝的“无为”其实大权操于吕后之手，与其说是主动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无法有为”的不得已；景帝也未必真心服膺黄老，只是因循时势而已。这些质疑有其道理，却也容易忽略一个基本事实：无论动机如何，汉初六七十年间，轻徭薄赋、宽刑简政的政策确实得到了延续。吕后时期“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到文景之世，更是“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正是这份积累，为文景之治奠定了经济基础，也为后来武帝一朝的大有为提供了物质条件。
胡适在《胡适选集》中讨论中国古代的自由传统时，特别标举“无为而治”的政治智慧，认为其要义在于政府不妄为、不扰民，让民间得以休养生息、自寻生路。以此观之，汉初黄老政治的价值，不在于它有多么高深的理论，而在于它懂得克制。这种“清静不扰”的精神，即使在“独尊儒术”之后，仍然作为一股潜流影响着后世的施政者——每当新朝初立、民生凋敝之际，人们总会想起“与民休息”四个字，想起那个以“守而勿失”著称的曹参。
回望汉初，黄老之术从齐国一隅的治术，上升为天下的国策，又随着窦太后的离世而渐渐退场。它的兴起与淡出，与其说是思想的胜负，不如说是时代的需要。乱世之后需要休养，休养之后又需要振作，治国之道本就是因时而变。曹参与窦太后所守护的，是一种“知道何时不做事”的智慧；这份智慧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值得细细体味。
注释：
①黄老政治：汉初以黄老道家“清静无为”思想为指导的治国方针，核心为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②曹参（？—前190）：汉初功臣，继萧何为相国，汉初黄老政治的主要推行者。
③盖公：胶西黄老学者，曹参以厚礼请之，得其“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主张。
④窦太后（？—前135）：汉文帝皇后、景帝之母、武帝祖母，汉初黄老政治最坚定的守护者。
⑤家人言：辕固生对《老子》的贬称，意为“庸俗的家常话”，因此触怒窦太后。
作者：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