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赋史的星图上，崔骃并不像班固、张衡那样拥有完整传世的京都巨制，但他绝不是一个可以轻轻略过的名字。崔骃（？—约92），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东汉文学家①。他与班固齐名，后世常以“班崔”并称③。现存材料虽然零落，却仍可看出：崔骃承接司马相如以来大赋铺张扬厉的传统，又与东汉前期帝国礼制、巡狩活动和京都书写相结合，以开阔的空间、繁富的物象和富于变化的句式，表现帝王出巡与国家秩序。
讨论崔骃的京都赋，困难首先在于作品散佚。我们今天无法像阅读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那样，对其篇章结构进行完整复原。因此，所谓“崔骃京都赋铺陈手法”，应当立足于《后汉书·崔骃传》的生平著述记录、后世辑本所存篇目与文字，并结合汉代颂、赋相通的文体环境加以考察。既不能因材料残缺而忽略其文学史价值，也不能把后世辑佚和研究推断当成未经疑问的原貌。
一、散佚篇章中的赋家声名
范晔《后汉书·崔骃传》记载崔骃著述时说，其“所著诗、赋、铭、颂……凡二十一篇”。这条简要记录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崔骃创作门类广泛，辞赋与铭颂都是其文学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他在当时已经形成相当规模的作品群，并非仅凭一两篇偶然之作获得声名。
《东巡颂》②与《北征颂》是理解其宏阔书写的关键篇目。前者围绕帝王东巡展开，后者着眼于北向出行与威仪展示。就汉代文体实际而言，“颂”以赞美功德、宣示秩序为基本功能，而“赋”长于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两者在帝王巡狩题材中往往彼此渗透。因而，阅读这两篇作品及相关辑文时，与其拘泥于现代意义上的体裁边界，不如关注其中赋体铺陈如何服务于颂美主题。
帝王巡狩并不只是一次地理移动。在汉代政治观念中，车驾所至意味着礼仪的展开、疆域的确认与秩序的呈现。崔骃将道路、山川、城邑、仪仗和随从组织进同一叙事，使“出巡”成为可观看、可聆听、可想象的盛大景观。《东巡颂》所重在东行之盛，《北征颂》所重在北向之威，方向不同，内在写作逻辑却相通：以空间的延伸带动叙事，以物象的汇聚增强声势，以节奏的推进塑造庄严感。
崔骃作品的意义，不只在于写了多少珍奇景物，更在于他把地理空间、礼仪程序和帝国想象编织成一个连续展开的文学场域。
遗憾的是，崔骃赋颂多已亡佚，现存文本不足以支持对全部章节作细密复原。今天谈论其艺术成就，必须保留文献学上的审慎。不过，散佚并不等于没有影响。史传对其著述的记录、“班崔”并称的形成，以及后世赋家在京都题材上的继续拓展，都说明崔骃曾是东汉前期不可忽视的辞赋名家。
二、从方位、物象到句式：铺陈如何形成气象
崔骃相关赋作最值得注意的，是铺陈并非杂乱堆砌，而是一种有层次的组织方法。其一是方位铺陈④。京都赋和巡狩赋面对的是广大疆域，若只有景物罗列，篇章很容易失去中心。按东、西、南、北或行进路线逐次展开，可以把复杂材料安置在清晰的空间框架中。读者仿佛随车驾移动，视线从都城推向道路，再由近郊延伸至山川城邑，宏阔感由此生成。
在《东巡颂》的题旨中，“东”既规定了行进方向，也成为组织场景的轴线；《北征颂》中的“北”则使边地、道路与威仪进入同一视野。方位词因此不只是地图上的标记，更承担着篇章结构的功能。它让国家疆域由抽象概念转化为可逐层观看的空间，也使帝王车驾成为连接中心与四方的叙事线索。
这种方位铺陈继承了汉大赋惯于总览四方、包举宇内的写法，却发生了值得注意的变化。司马相如的铺陈常以苑囿、畋猎和奇观造成审美震撼；进入东汉以后，都城制度、典礼秩序和巡狩路线变得更加突出。崔骃笔下的空间不只是供游赏的空间，也是一种礼制化的空间：何处启行，何处经过，何处驻跸，何种仪仗随之展开，都可以纳入颂赋的表现范围。
其二是物象铺陈。车驾、旗帜、仪仗、随从、道路、山川、宫阙与城邑层层叠加，组成密集而有序的意象群。单独看，每一种物象只是出巡场景中的一个局部；彼此相连之后，它们便共同制造出声色交织的盛大气氛。车马强调运动，旗章显示等级，宫阙标志中心，山川拓展尺度，百官仪卫则把政治秩序转化为可见的队列。
物象越多，越考验赋家的取舍能力。有效的铺陈不是把名物无休止地塞入篇章，而是让它们围绕共同主题发生关系。崔骃相关作品中的繁富描写，最终指向的不是器物本身，而是出巡所体现的整饬、庄严与广大。换言之，物象在这里既有审美价值，又是礼制意义的载体。繁复辞采之下，存在一条清楚的秩序线索。
其三是句式铺陈⑤。长篇铺写最怕语调单一。四言句凝练整饬，适合表现仪典的庄重；六言及较长句式容量较大，便于容纳名物、动作和修饰语；带有骚体意味的句式则可借助语气词与节奏伸缩，使行文产生回旋之势。多种句式交替，能够在整齐与变化之间形成张力。
这种句式安排还与描写对象彼此配合。写队列时，短句连续，容易形成步伐分明的节奏；写山川道路时，句子舒展，视野随之拉开；由一层景象转入另一层景象时，语势又可以突然收束或重新扬起。于是，铺陈不再只是“多写”，而成为一种声音结构：读者不仅看见车驾和山河，也能从语言顿挫中感到行进、聚合与展开。
方位、物象、句式三个层面并非彼此分离。方位提供骨架，物象充实血肉，句式赋予呼吸。空间路线决定景物出现的顺序，景物密度影响句子的长短缓急，节奏变化又进一步强化车驾移动和礼仪展开的现场感。崔骃铺陈手法的成熟，正体现在这种多层结构的互相配合上。
三、“班崔”之间：崔骃在汉赋演进中的位置
把崔骃放回赋史，可以看出他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节点。向前看，他继承司马相如大赋以广阔空间、繁富名物和华美辞采构成宏大景观的传统；与同时代相联系，他和班固共同推动了东汉前期京都书写的发展。所谓“班崔”，不仅是两位作家的声名并列，也反映了当时文坛对京都、巡狩与国家气象题材的重视。
班固《两都赋》以西都、东都的对举构成严密框架，并在铺写都城壮丽的同时展开政治评价。崔骃现存材料虽不足以让我们作逐段对照，但其东巡、北征题材所呈现的方位意识与仪典书写，显示出同一时期赋体从苑囿奇观向都城秩序、国家礼制扩展的趋势。两者共同说明，东汉赋家已经不满足于单纯夸示物产，而是尝试让铺陈承担更明确的制度表达。
向后看，张衡《二京赋》将京都赋推向新的高峰。其结构规模、名物描写与讽谏意识，建立在前代长期积累之上。崔骃与班固代表的东汉前期京都赋实践，为张衡提供了可资继承和推进的文体经验。若说其“影响”张衡，更稳妥的理解应是文体传统上的先导与积累，而不宜在缺少完整文本和直接文献证明时，把两者关系简化为具体语句的直接摹仿。
崔骃的独特性正在这里显现：他处于西汉大赋与东汉京都赋成熟形态之间，使铺陈从珍禽异兽、苑囿畋猎的奇观展示，进一步进入巡狩路线、都城空间和礼仪秩序的表现领域。他的作品提示我们，汉赋的演进不是辞藻由少到多的简单累积，而是材料组织方式和文化功能的不断变化。
今天重读崔骃，尤其需要越过“作品残缺便无从讨论”的障碍。完整篇章固然重要，史传著录、辑佚材料、文体关联和文学声名同样能够提供线索。通过这些线索，可以看到一位赋家如何以四方为经、万象为纬，把帝王出巡写成空间秩序的展开；也可以看到，铺陈在汉赋中并非单纯炫技，而是一种理解天下、安排景物并表达时代观念的方法。
因此，崔骃京都赋的价值，不只属于“班崔”这一文学史称谓。它更像汉赋长河中的一座桥：一端连接司马相如以来铺采摛文的传统，另一端通向班固、张衡笔下体系更为宏整的两都、二京书写。尽管桥面已有残缺，其结构仍然清晰可辨。方位铺陈带来疆域的广度，物象铺陈形成礼仪的密度，句式铺陈赋予文章行进的力度；三者合而为一，构成崔骃赋作宏阔而富于秩序的基本气质。
注释
①崔骃（？—约92）：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东汉文学家，以京都赋著称，与班固齐名，时称“班崔”。
②《东巡颂》：崔骃赋作，写帝王东巡的盛大场面，为考察其京都与巡狩书写的重要作品。
③“班崔”：班固与崔骃的并称，代表东汉前期京都赋的重要成就。
④方位铺陈：京都赋的典型铺陈手法，按东、南、西、北等方位或行进路线逐次展开描述，构建宏阔的空间框架。
⑤句式铺陈：通过四言、六言及骚体句式等交替使用，保持铺陈的节奏变化与语言活力。
参考文献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崔骃传》，中华书局。
[汉]崔骃：《崔亭伯集》，中华书局。
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