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辞赋的园林里，马融是一位容易被经学盛名遮蔽的作者。马融（79—166），字季长，扶风茂陵人，是东汉经学家、文学家，遍注群经，亦善辞赋①。《后汉书·马融传》记载了他的生平、著述与讲学事迹，也呈现出一位博学之士身处仕隐进退之间的复杂境遇。若只把他看作章句训诂之儒，便难以理解《长笛赋》的声情摇曳；若只把他看作铺采摛文的赋家，又会忽略其文字背后深厚的经学根柢。经与赋在马融笔下并非两条互不相干的道路，而是彼此涵养、相互发明：经学为文章提供义理尺度，辞赋则让抽象的道理获得可听、可感、可想象的形态。
马融现存赋作并不完整，其中一些仅见于类书征引或辑本，讨论其思想与艺术时，须对文本存佚保持必要的审慎。就《长笛赋》《围棋赋》等作品而言，仍可看出一个鲜明特点：他不满足于把物写得精巧逼真，而是常常由物及人、由技入道，在铺陈中寄寓褒贬。这种写法体现了汉赋由“体物”向“言志”不断展开的趋势，也形成了马融“以经学养文赋”的独特路径。
经学与文学双修：赋也是载道之器
马融是东汉学术史上具有广泛影响的学者之一。《后汉书·马融传》称其才高博洽，著述甚丰。依史籍及后世目录所载，他曾注《周易》《尚书》《毛诗》《三礼》《论语》《孝经》等典籍。这里所谓“遍注群经”，不仅说明其知识范围广博，也意味着他的思维方式长期受到经典解释传统的训练：辨名物，更辨名物背后的秩序；论制度，也追问制度所承载的伦理意义。
这种经学思维进入辞赋，并不表现为生硬的说教。马融更擅长把义理藏在物象、声律和章法之中。他写乐器，不只罗列材质、形制和音色，还关心音乐怎样感动人心；他写棋局，不只展示攻守变化，也由进退、得失、奇正与取舍联想到人事。赋因而成为一种“载道之器”：先以繁富的描写吸引读者，再让意义从描写内部生长出来。
汉赋本有体物传统。宫殿、苑囿、山川、禽兽、器用，无不可赋。马融承接这一传统，却没有止步于“写得像”。在他那里，物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可以观察和描摹的客观对象，另一方面又是可以寄托伦理判断与人生感受的意义媒介。所谓“道”，也并非脱离文章而独立存在的训条，而是融入物态、音响与结构之中。正因如此，他的赋既有知识的密度，也保留了文学的余韵。
以物喻人：不直说的褒贬
马融讽喻笔法的第一重特点，是“以物喻人”④。赋家表面咏物，真正关注的却往往是人如何自处、社会如何运行。《围棋赋》以棋盘为天地，以棋子为行动者，将对局中的布势、争先、攻守和权变写成一个缩微的人事世界。围棋之妙，在于每一步都不能孤立判断：一时之得可能埋下长远之失，局部退让也可能换来全局主动。这样的棋理，自然容易引向对治道和处世之道的思考。
不过，将《围棋赋》简单等同于某一次具体朝局的影射，并不稳妥。现存材料不足以把赋中每一处棋势都落实到某人某事。更合宜的理解是：马融借棋局揭示政治与人事中具有普遍性的关系——进取须知节制，争胜不可失度，谋一隅还要观全局。棋盘上的黑白变化由此成为观察现实秩序的一种方式。它有讽喻，却不依赖直斥；它有劝诫，却通过形象和情势使读者自行体会。
《长笛赋》同样体现了由物及人的构思。作品从笛材生长之地写起，继而铺叙制作、吹奏与众声交会，文字随音乐展开，时而清越，时而激荡。长笛本是器物，一经吹奏便能牵动情感、感通群类。马融所关心的，因而不只是声音悦耳与否，更是声音能否调节情志、移易人心②。在儒家礼乐观念中，音乐从来不只是耳目娱乐，它还关系到性情涵养与社会教化。马融写笛，正是在审美经验中引入了这一层价值尺度。
器物之美是文章的表层，人与秩序才是讽喻的深层。马融不急于把结论说破，而让读者沿着笛声与棋势，从“物如何”走向“人应当如何”。
铺陈与转折：在繁富处埋下锋芒
讽喻笔法的第二重特点，是铺陈之后的意义转折。汉赋善于铺张扬厉，大量罗列名物，极写形貌声势。这样的写法若只追求辞藻，容易流于炫博；马融则努力让铺陈服务于主旨。文章前部越是细致呈现对象的形、声、势、用，后部由物及理的转折便越显自然。读者先进入审美情境，继而才意识到，作者真正要谈的是性情、取舍和秩序。
后人常用“卒章显志”概括这种章法，即在篇末或收束处以数语点明全篇意旨③。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每篇作品都保存着完整而明确的结尾，也不能把马融所有赋作机械归入同一模式。更准确地说，他的创作具有一种趋向：主旨通常不在开篇直陈，而在铺陈充分之后逐渐显露。其褒贬并非突然附加的议论，而是对前文物象关系的总结与提升。
这种含蓄表达与赋体本身的功能有关。赋既要“体物”，又有“讽谏”的传统。直言容易使艺术空间变窄，完全隐晦又可能失去劝诫作用。马融选择在二者之间保持张力：大处铺写，细处寓意；先悦人耳目，再动人心志。讽喻的锋芒被包裹在辞采之中，却没有因此消失。它更像笛声中的余音，初听可赏其和美，再听方知其中别有深意。
理趣并重：经学如何转化为文心
马融赋作的第三重特点，是理趣与文趣相生。所谓“理趣”，不是把经典义理搬入辞赋，也不是以概念压倒形象，而是让读者从具体事物的运行方式中获得思考。《围棋赋》的理趣来自棋势：棋子彼此制约，局势随行动而改变，因此胜负不能只看眼前。《长笛赋》的理趣来自声音：同一件乐器能够发出多层次的音响，并在演奏中沟通物我、触发情感。道理不是作者额外贴上的标签，而是从对象自身的结构中被发现。
这正是马融“以经学养文赋”的关键。经学训练使他善于从名物中见制度，从变化中察秩序，从感发中问教化；文学才华则使这些思考不以枯燥论说出现，而被转化为节奏、意象和铺排。于是，读者既能欣赏竹木、音声与棋局的形态之美，也能体会进退有节、用舍合宜、和而不乱等思想意味。
从今天的阅读经验看，这类写法仍有启发。真正有效的文化表达，往往不是先摆出一个宏大结论，再寻找例子加以证明；它更需要从器物、技艺和生活经验出发，让价值在细节中显现。马融赋中的长笛与围棋之所以耐人寻味，正因为它们既属于汉代的物质文化与艺术生活，又被作者提升为认识人心和世事的窗口。
赋史坐标：从体物之工走向言理之深
在赋史上，马融处于汉赋转变的重要阶段。若从时代先后而言，马融与张衡大体同时，不能简单理解为严格的前后传承；但从文体趋势看，他们共同承接并推进了东汉辞赋相较西汉大赋趋于清简、重视个体感受与思想寄托的变化。马融既保留汉赋铺陈名物的长处，又削弱纯粹夸饰的倾向，使咏物与言理联系得更加紧密。
这种探索也为魏晋时期言理赋、咏物赋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魏晋文人更重玄思、性情与个体生命体验，赋的题材日趋精细，篇幅与结构也更加灵活。马融尚未脱离汉赋的博物传统，却已展示出一种可能：物可以成为思想的入口，赋可以兼有审美、知识与议论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创作位于“体物”与“言志”、“铺陈”与“言理”的交汇处。
当然，评价马融也不宜拔高为单线式的文体转折者。赋体演进由多位作家、多种社会文化因素共同推动，存世文本的残缺也限制了后人的判断。马融的重要性，在于他以经学家的眼光重新理解辞赋之“物”：物不是孤立的奇观，而与礼乐、性情、人事相连；辞采不是意义的装饰，而是抵达意义的路径。
笛声散入风中，棋子落在枰上，看似一听一弈，却都牵动着马融对秩序的思考。他的讽喻不靠疾言厉色，而靠物象内部的关联；他的“载道”也不拒绝文采，而是让道理借文采变得可感。经学给予他判断世界的尺度，辞赋给予他呈现世界的声色。二者相遇，形成了马融文赋最值得辨识的面貌：以博学为根，以体物为径，以讽喻为意，最终抵达人与世道。
注释
①马融（79—166）：字季长，扶风茂陵人，东汉经学家、文学家，遍注群经，亦善辞赋，著有《长笛赋》《围棋赋》等。
②《长笛赋》：马融代表作之一，以长笛为吟咏对象，在铺陈乐器形制与音声之妙中寄寓对音乐感人、礼乐教化及世道人心的思考。
③卒章显志：在作品收束处以数语点明或显豁全篇主旨的章法，常被用于分析赋作讽喻功能。
④以物喻人：借咏物寄托对人事的观察、褒贬与讽喻，是理解马融相关赋作的重要角度。
参考文献
[1]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马融传》，中华书局。
[2] [汉]马融：《马季长集》，中华书局。
[3] 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