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三年（前177年），年轻的贾谊①离开长安，前往长沙就任长沙王太傅。行至湘水，他想起投江自沉的屈原，遂作《吊屈原赋》②。赋以凭吊古人为表，以哀伤自身为里：江水连接着两个时代，也让两位遭受猜疑与毁谤的才士，在文字中形成一场跨越百余年的精神对话。
《吊屈原赋》之所以动人，不只因为贾谊理解屈原，更因为他在屈原身上认出了自己。屈原的遭际，为贾谊提供了一面可以映照现实、安顿情绪的历史之镜；贾谊的身世，又为屈原故事注入了汉初政治生活的切身体验。所谓“吊屈”，因此并非单向度的追悼，而是一种“借屈写己”的心理表达：借古人的命运说明自己的委屈，借古人的高洁确认自己的价值，也借对古人的劝慰寻找面对挫折的方法。
一、从长安到长沙：少年才士的政治失意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和《汉书·贾谊传》记载，贾谊是洛阳人，少年即以博学能文受到称誉。汉文帝召其为博士，不久破格擢为太中大夫。此时的贾谊年仅二十余岁，却已积极议论礼制、法令与国家治理，希望在汉初承平局面中进一步完善制度、整饬政治。他的才华和锐气得到文帝赏识，却也引起周勃、灌婴等老臣的不满。
贾谊的困境，并不能简单归结为个人之间的意气冲突。汉初政治仍笼罩在开国功臣集团的深厚影响之下，年轻文臣骤然受到重用，并提出一系列制度主张，难免触动既有的权力结构与政治经验。老臣以“年少初学”等理由加以排斥，汉文帝最终疏远贾谊，将他外放为长沙王太傅。对一个怀抱经世理想、正准备施展才干的青年而言，这次外放无异于从政治中心跌入边缘。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③
赋的开头看似恭谨，“嘉惠”仿佛是在感谢皇帝恩典，“俟罪”则是汉代臣子常用的谦抑说法。然而，越是克制的措辞，越显出难以直言的痛楚。贾谊没有公开怨望君主，也没有把个人失意写成激烈控诉，而是将政治挫折包裹在礼貌、顺从的语言之中。“恭承”与“俟罪”之间，正潜伏着一个疑问：自信忠诚而有才干的人，为何竟以近似有罪之身远赴长沙？
长沙在当时远离长安，且气候湿热。贾谊对前途与生命均有忧虑。途中经过湘水，他自然想起曾被放逐、最终沉江的屈原。司马迁后来将屈原与贾谊合为一传，正是看到了两人命运结构的相似：他们都以才华和忠诚进入政治，又都因谗毁和排斥离开权力中心。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悲剧，成为贾谊理解自身遭遇的历史语言。
二、表面吊屈，深处伤己
贾谊写屈原，首先抓住的是贤者与时代的冲突。“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既哀悼屈原遭逢无常而混乱的世道，以至于投江殒身，也表达了贾谊对政治环境的深切忧惧。在他的理解中，屈原之死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个人不幸，而是价值秩序失常所造成的结果：忠诚不能获得信任，才能不能得到任用，正直反而成为遭逐的缘由。
这种秩序倒置，在“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④中获得了鲜明形象。鸾凤是传统文化中高洁祥瑞的象征，鸱枭则常被赋予凶恶、不祥的文化意味。当鸾凤隐伏流窜、鸱枭反而振翼高飞，禽鸟世界的反常景象便成为政治现实的寓言：贤者退处，小人得势；高洁受到排斥，谗佞反获空间。
这句话表面描述屈原所处的楚国，实际也投射了贾谊眼中的汉廷。贾谊不便直接指斥当朝人物，便借屈原的历史遭遇，将自己的愤懑转化为象征性的表达。屈原成为他的情感替身，楚国成为可以保持距离的叙事场域，而“鸾凤”与“鸱枭”的对立，则使难以明说的政治判断获得含蓄而有力的形式。
“借屈写己”并不意味着贾谊只是把屈原当作宣泄情绪的工具。恰恰相反，他首先承认屈原的道德高度，继而将自己的生命体验置入这一精神谱系。凭吊的过程，也是自我辨认的过程：既然屈原的被逐不能证明屈原无能，那么自己的贬谪也不能证明自己的政治理想毫无价值。通过与屈原建立精神关联，贾谊抵抗了现实评价对自我价值的否定。
然而，贾谊并未完全重复屈原的选择。赋中说“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强调真正值得珍视的，是圣人能够洞察进退，在浑浊世道中保存自身。这既含有对政治浑浊的批评，也包含对屈原沉江行为的惋惜。贾谊敬重屈原的高洁，却试图在儒、道思想交汇的视野中提出另一种可能：人格可以不向污浊屈服，生命却未必一定要以毁灭来证明清白。
这种劝慰具有双重指向。他在劝屈原，也在劝自己。突如其来的贬谪使贾谊产生强烈的失落感，湘水与屈原之死又把这种失落推向生命忧思。于是，他借“自藏”的智慧约束愤激，尝试将政治上的退处理解为保存道义、等待时机的方式。这是一个青年才士在理想受挫后进行的心理调适：愤懑没有消失，却被重新组织为历史判断和处世思考。
赋末的情绪又从议论回到孤独：“已矣！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这里的“我”在屈原与贾谊之间流动。它可以是屈原面对楚国的自叹，也可以是贾谊离开长安时的自伤。历史人物与现实作者的声音叠合，使吊古最终成为自况。“国其莫我知”所表达的，已经不仅是未被任用的不平，更是理想无人理解、忠诚无从证明的精神孤独。
因此，《吊屈原赋》的情感并非只有一个层次。最外层是对屈原的悲悼，中间一层是对贤佞倒置的批评，最深处则是贾谊对自身命运的追问。他既痛惜屈原，也忧伤自己；既不甘被贬，又必须维持臣子的分寸；既赞美忠贞，也思考如何避免让忠贞走向自我毁灭。多种情绪彼此牵制，使作品没有停留于简单的怨愤，而呈现出年轻政治家在理想、现实与生命之间的复杂心曲。
三、从骚体余响到“士不遇”传统
在艺术形式上，《吊屈原赋》明显承接楚辞传统。作品多用“兮”字，句式舒展，善于运用香草禽鸟式的象征意象，其哀怨回旋的语调也与屈原《九章》等作品相通。但贾谊并非机械模仿。他将骚体的抒情方式带入汉初政治经验，使楚辞中忠臣遭放逐的主题获得新的时代内容，也推动了骚体向汉赋发展过程中的变体。
马积高在赋史研究中注意到汉赋与楚辞之间既继承又演变的关系。《吊屈原赋》篇幅不长，尚无后来大赋铺张扬厉、罗列名物的规模，其力量主要来自强烈的主体情感。它以凭吊为结构，以议论穿插抒情，又通过比喻、象征和古今叠映扩大作品的意义空间。这种写法使个人失意不再只是私人的悲欢，而成为对人才处境和政治秩序的公共思考。
更重要的是，此赋为汉代“士不遇”⑤文学提供了具有代表性的早期表达。所谓“士不遇”，并不只是求官未得，而是才华、理想与现实秩序之间出现错位后产生的悲慨。贾谊已经身居官位，他所痛苦的却是政治主张不能施展，忠诚与才干不能得到恰当理解。因此，“不遇”的核心不是身份高低，而是价值无法实现。
此后汉代文学中，怀才不遇、贤者失位、盛年受抑等主题不断出现。贾谊的独特贡献，在于将这一主题与屈原传统紧密连接起来。他借历史人物建立起一种可供后世文人反复采用的表达方式：当现实中难以直陈遭际时，可以借凭吊古人寄托心声；当个人价值受到怀疑时，可以在历史知音那里寻求确认。吊古因而既是文学写作，也是士人整理自我、回应现实的一种精神方式。
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合传安排来看，司马迁显然也把二人视为可以彼此映照的精神人物。屈原投江，贾谊过湘作赋；后来司马迁又在自身遭受重大屈辱后书写二人的命运。由此形成一条意味深长的文学脉络：遭遇挫折的写作者通过重述前贤之事，表达自己的痛苦，也把一时一地的失意转化为后人能够理解的共同经验。
今天重读《吊屈原赋》，最值得体会的并非将屈原与贾谊简单等同，而是观察贾谊如何利用历史距离表达现实心绪。他把不能直说的话藏进吊古，把自我辩护化为价值辨析，又在哀悼屈原时反思生命应当如何自处。湘水之畔的凭吊，因而不是对死亡的渲染，而是对忠诚、才华、处境与选择的严肃追问。
贾谊的愤懑最终没有停留在个人恩怨上。经由屈原这一精神媒介，它上升为对贤者命运的关切，也沉淀为汉代文学中悠长的“不遇”悲音。《吊屈原赋》的深层价值正在于此：它让后人看到，一个人在现实评价与自我信念发生冲突时，如何借历史寻找知音，借文学保存尊严，并在激愤之中努力保持清醒。
注释
①贾谊（前200—前168）：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洛阳人，年二十余为太中大夫，因遭谗毁贬为长沙王太傅，世称贾长沙。
②《吊屈原赋》：贾谊途经湘水凭吊屈原而作，借悼念屈原抒发自身贬谪之愤。
③“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吊屈原赋》句，写贾谊自己“恭敬地承受恩惠，待罪长沙”的贬谪处境。
④“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以鸾凤（贤者）隐伏流窜、鸱枭（小人）翱翔得志，指斥贤佞颠倒的时局。
⑤士不遇：汉代文学的重要主题，指才士怀才不遇的悲慨，贾谊此赋为先驱之作。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
[汉]班固：《汉书·贾谊传》，中华书局。
[汉]贾谊：《贾长沙集》，中华书局。
[中]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