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汉赋，绕不开司马相如①。作为西汉最负盛名的赋家，他以《子虚赋》《上林赋》②把赋体从战国楚辞余绪与诸子铺叙传统中推进到一个新的规模：辞采繁富，声势宏大，物象密集，气象开阔。后人概括汉赋之法，常说“铺采摛文，体物写志”③，所谓“铺”，不是简单堆砌词语，而是以有秩序的展开，把空间、物类、声色、制度与时代精神一并纳入文章。司马相如的意义，正在于他把这种铺陈变成了汉代文学最具辨识度的体式。
司马相如约生于西汉文帝时期，字长卿，蜀郡成都人。他早年以辞赋知名，曾为梁孝王门客。梁园汇聚文士，枚乘、邹阳等人皆曾活动其间，辞赋写作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获得了竞奇斗富、铺张扬厉的土壤。《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书·司马相如传》均记载，司马相如作《子虚赋》，后为汉武帝所赏识，召入朝廷，又作《上林赋》。这一段文学史，不只是个人际遇的转折，也标志着汉赋与大一统王朝政治文化之间建立了紧密联系。
《子虚赋》《上林赋》的题材，是天子游猎。游猎在先秦以来本有礼制、军事训练和王权展示等多重含义，到了汉代，它又成为描绘帝国疆域、物产和制度秩序的理想场景。司马相如并不直接铺写现实纪行，而是设置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④等虚构人物，通过对话推进叙述。楚国使者子虚夸耀云梦之游，齐国乌有先生与之辩难，至《上林赋》则由亡是公展示天子上林苑的宏阔景象。人物姓名本含虚构意味，文章却借“虚”写“实”：以想象性的语言结构，折射汉帝国自信扩张的现实精神。
司马相如铺陈的第一层功夫，是空间铺陈。汉赋最怕局促，它要写出天地开张、四方来会的气势。因此，《上林赋》常以方位为序，把读者的视线从一隅推出到四极。如“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⑤，短短数语，东南西北互为支撑，神话地理、山川水泽与帝王苑囿被安排在同一幅壮阔图景中。这里的“左”“右”“南”“北”不只是地理标记，更是文章组织气势的方法：四方既定，天下仿佛尽入笔端。
这种空间铺陈并非随意放大，而是有层次地展开。赋中写苑囿，常先给出大范围，再写其中山川、池泽、宫馆、道路；先建立整体轮廓，再递进到局部细节。读者阅读时，如同跟随一支缓缓推进的车驾：远处是连绵山势，近处是水光草木，再往前则有禽兽奔走、旗旄照耀、车骑喧阗。空间因此不只是背景，而成为一种可被语言调度的舞台。
第二层功夫，是物类铺陈。司马相如善于“以类相从”，将同属一类的事物连续排列，使文章形成密集的意象群。《上林赋》写果木，有“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楟柰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等句，果木名称接连而出，色泽、气味、季候、地域都被压缩进节奏紧凑的文字之中。读者不一定逐一辨识每一种植物，却能立刻感受到物产繁盛、南北毕集的总体印象。
物类铺陈的妙处，在于它把知识性与审美性结合起来。山川、水草、鸟兽、鱼鳖、宫观、车马、乐舞，各以类聚，层层推进。若只看个别词语，似乎繁难；若从整体观之，则能发现赋家正在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秩序。万物并非散乱堆放，而是被安置在王朝礼制与帝国空间之内。正因为有这种分类展开，汉赋才呈现出百科式的广博气象。
第三层功夫，是句式铺陈。司马相如承接楚辞传统，善用带有“兮”字的舒展句式，又吸收散文铺叙和骈偶化表达，形成长短相间、疾徐有致的文势。楚辞句式带来回环吟咏的余韵，整齐对偶带来仪仗般的秩序，散体长句则容纳复杂的景物与动作。几种句法交替出现，文章便有了一泻千里的气势。
例如写游猎场面时，句子往往随着动作加速：车马并出，旌旗相望，弓矢齐发，禽兽惊奔。铺陈在这里不只是静态罗列，也能形成动态画面。它像一条不断加宽的河流，先汇入山川草木，再卷入人物车骑，最后推向帝王威仪。读者感受到的，不是某个单一景物，而是一种不断扩张的语言力量。
不过，司马相如的铺陈并不等于单纯赞美奢华。《上林赋》在极写天子苑囿、游猎盛况之后，也包含劝谏意味。赋中以宏丽之辞显示天子气象，同时又将目光引向节制、礼法与王道政治。汉赋常被误解为只会铺张，其实优秀赋家往往在铺张之后设置转折：先极言其盛，再提示盛大之中应有法度。铺陈越充分，后面的讽谏越有分量。
这也说明，铺陈是一种修辞技巧，更是一种思想结构。司马相如笔下的上林苑，当然不是普通园林，它象征着大一统帝国对山川物产的统摄能力。珍禽异兽、奇花嘉木、宫馆台榭、车骑羽旄，在文章中共同指向一个宏大的政治想象：天下广大而有序，万物繁盛而归于中心。所谓“包举宇内、囊括四海”的时代精神，正是在这种铺陈中获得文学形态。
从文学史角度看，司马相如奠定了汉大赋的基本范式。其一，他确立了以宏大题材承载王朝气象的写法，使赋体能够表现帝国规模。其二，他成熟运用了虚构对话，使夸耀、辩难、展示、讽谏形成层层递进的结构。其三，他把空间、物类、句式三种铺陈综合起来，使汉赋成为兼具音乐感、知识量和视觉冲击力的文体。
当然，后世也常批评汉赋辞藻过繁、用字艰深。这样的批评并非没有道理。司马相如赋作中确有大量生僻名物与华美辞采，阅读门槛较高。但若把它放回汉代语境，便能理解这种繁富本身就是时代审美的一部分。西汉经过文景积累而至武帝时期，国力、制度、疆域意识和文化自信都在上升，文学自然需要一种能够容纳宏阔经验的形式。司马相如的铺陈，正回应了这种历史需要。
今天重读司马相如，不能只把他看成“辞藻华丽”的代表。更重要的是看到，他如何用文字组织世界：以方位铺开天地，以分类统摄万物，以句式推动气势，以虚构人物展开论辩。那些看似繁密的名物，背后有清晰的秩序；那些看似夸张的描写，背后有汉代国家意识的文学表达。汉赋之所以成为一代之文学，正在于它不仅写景物之盛，也写时代之盛。
由此看，司马相如赋作中的铺陈手法，既是语言艺术，也是文化气象。它使文章获得开阔的空间感、丰饶的物象感和奔涌的节奏感；它也使汉代文学找到了表现大一统帝国的庄重方式。所谓“铺采摛文，体物写志”，在司马相如那里不是空洞的文体标签，而是从辞章、结构到精神内核的完整创造。后世论汉赋，必须从这片被他铺展开来的宏阔天地说起。
注释：①司马相如（约前179-前117）：西汉著名赋家，字长卿，蜀郡成都人，代表作《子虚赋》《上林赋》，为汉赋奠基人。②《子虚赋》《上林赋》：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以虚构人物对话铺陈天子游猎，为汉赋铺陈手法的典范。③铺采摛文（pū cǎi chī wén）：汉赋的核心手法，铺陈辞采、敷张文章，以宏大的语言规模构建壮阔的意象世界。④子虚、乌有先生、亡是公：《子虚赋》《上林赋》中的虚构人物，取“子虚乌有”（虚幻不存在）之意。⑤“左苍梧，右西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司马相如以四方铺陈构建宏阔空间的典型句式。
参考文献：[汉]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汉]班固：《汉书·司马相如传》，中华书局；[梁]萧统：《昭明文选》，中华书局；龚克昌：《汉赋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
作者：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