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假期的川蜀大地，俨然成为一座没有围墙的沉浸式剧场。从四川大剧院里《苏堤春晓》27小时售罄的票房奇迹，到阆中汉服纪街巷实景中的衣香鬓影，再到《宝莲灯·仙海奇境》里山水与神话的光影交响，四川日报记者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国风热”的生动图景。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化消费的“热辣”注脚，更折射出一个深刻的时代趋势：这届年轻人，早已不满足于正襟危坐地“看戏”，他们渴望提衣而入，成为戏中人，完成一场从“观赏”到“沉浸”、从“客体”到“主体”的身份跃迁。
“这届年轻人 爱看戏更爱‘入戏’”，这个标题精准捕捉了当代文化传播的核心密码。热情背后，是文化自信在青年群体中的觉醒与扎根。当舞剧《红楼梦》中十二钗手持命运之花登场，让近万人次观众共赴“入梦之旅”；当人们因一部话剧《苏堤春晓》，串联起在成都观剧、到眉山三苏祠寻古的跨城路线，我们看到的已不是单向的文化消费，而是一种“知行合一”的文化实践。这种实践，正是我多年来在推动理学文化复兴与乡村振兴工作中所深切体会的：传统文化真正的生命力，不在于被瞻仰，而在于被活出来，被用在当下。
究其根本，从“看戏”到“入戏”的嬗变，暗合了中国古人对于“知”与“行”关系的终极追问。青年们穿上汉服，走入阆中街巷的实景小剧场，或是扮作仙侠角色夜游都江堰，这何尝不是一种鲜活的文化体认？南宋大儒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曾言：“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这句箴言，画龙点睛地拆解了当下“国风热”的内在逻辑。如果说阅读古籍、观赏剧目是“知”，是认识传统文化的先导；那么，沉浸式体验、情景化互动、将个人生活与古典美学无缝对接，则是更为重要的“行”。观众为一部剧奔赴一座城，在眉山江口沉银博物馆的沉浸演艺《沉银·重光》中感受历史，这已不是被动的知识接收，而是主动的、全感官的价值认同与意义建构。这正说明，对于今天的青年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绝非博物馆里的陈年旧物，而是可以亲身演绎、即时分享的生活方式。
这种“行重于知”的文化实践，恰恰为当下许多现实问题提供了解决路径。在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中，我们时常面临如何“铸魂”的课题。广元翠云廊里《张飞植柏》的情景剧，成都洛带古镇“乐游三国”的每日演艺，其价值不仅在于吸引超过10万游客，更在于它为在地文化找到了可体验、可传播的当代表达。它让历史传说从地方志书中走出，成为凝聚社区共识、激活本土认同的生动载体。这不就是我辈文化工作者所追求的“落地转化”吗？用一场汉服巡游、一出街角小戏，比印发千册宣传品更能让年轻人理解“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大谓之夏”。让优秀传统文化赋能地方经济，关键在使其成为可参与、可分享的“意义共同体”，这正是“服务大众”情怀的务实落脚。
面向未来，这场青年与传统文化的“双向奔赴”亟需更深的引导与培育。首先，要防止沉浸式体验流于浅表化的“打卡”。我们的演艺创作，应如《宝莲灯·仙海奇境》导演所言，不断优化故事内核，在炫目的技术之外，坚守文脉的厚度，让宋明理学的哲思、唐诗宋词的风骨，化作真正触动人心的情感力量。其次，要鼓励更多跨界联结，如都江堰打造的“国风+电竞”融合活动。这启示我们，可以大胆地将传统美学与数字科技、当代设计、甚至法治观念、国际传播等结合起来，开创出更多像“国话·成都演出季”这样的文化交融平台，让东方美学在全球语境中产生对话。最后，我们每个人都可成为文化的“破壁人”。走进剧场，是为鼓掌；穿上汉服，是为标识；而更重要的是，将戏文里的忠孝节义、山水间的天人合一，内化为日常生活的价值准则。当我们在工作岗位上秉持“苏堤春晓”中那份为民尽心的担当，在人际交游中践行“红楼”里那份对真情与美好的珍重，我们便无时无刻不在“入戏”，无时无刻不在让传统活起来。
从高台教化的“看戏”，到躬身践履的“入戏”，这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明证，也是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由之路。愿这曲由青年唱响的国风，不只是一时的流行，而是汇聚成一场持续润泽我们心灵与家国的时代清流。
文 / 魏敬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