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北京的大栅栏或前门大街,抬头便能看见一块块老匾:黑底金字,或木底阴刻,字大如斗,悬在门楣之上。许多人匆匆走过,只把它们当作店名;其实,一块老字号的匾额,首先是一件挂在高处的书法作品。它不光要让人认得店名,还要让人在几十步之外就感到那份气势。题写这些匾额的人,往往是当时有分量的名家——文人、官员、书法家都有。一块招牌怎么写成书法,这个故事里既有笔墨的门道,也有人与时代的交情。

老字号请名家题匾,是明清以来逐渐形成的风气。那时商号林立,同行之间比的不仅是货品,也是门面。一块好匾,是字号的脸面,更是信誉的宣示:能请得动名家落笔,说明这家铺子在地方上有人缘、有地位。于是题匾成了一件郑重的事,择日、备礼、书丹、刻匾、悬挂,各有讲究。
匾额上的字,书法里有个专门的名目,叫“榜书”。榜书是大字书法,多用于匾额、摩崖,与案头的小字不是一路功夫。小字可以藏拙,大字却无处躲闪:笔画的肥瘦、转折的提按,放大之后纤毫毕现。写榜书的人常常要提笔站立,甚至双手握笔、以全身之力运腕,一笔下去要沉得住,不能浮飘。字要正,要稳,要经得起远看——近看再精妙的细节,隔一条街看不清也是白搭。所以好的匾额书法,往往结体开张、笔画厚重,远看是一座字的建筑,近看才见笔法的细腻。
一块完整的匾额,除了大字正文,还有题款与印章。题款是题写者的署名与时间,多在匾的两侧或下方,字小而规矩;印章则朱色一点,压在全篇的气口上。匾、款、印三者俱全,这块招牌才算正式落成了。也正因如此,后世辨认老匾的来历,往往就从题款与印文入手。
那么,究竟是谁在题匾?翻检老字号的来历,题匾者大体有几类:一是翰林、文人,字有书卷气;二是官员,字有名望加持;三是职业书家,以笔墨为生、以榜书名世;也有少数是店主自题,其人本身写得一手好字,索性亲自操刀。
北京的老字号匾额中,流传着不少题写者的故事。相传“六必居”三字出自明代严嵩之手。严嵩在历史上评价不佳,但其书法确实有名于当时,这桩相传的题匾公案,也成了人们谈论“字因人贵”还是“字因人废”时常常提起的例子。前门外的“都一处”,相传匾额与乾隆皇帝有关:传说乾隆微服夜归,途经此店用餐,后来御笔题字赐匾,烧麦馆由此声名大振。“全聚德”的匾额来历也多有传说,其早年招牌则出自书法好手钱子龙之笔。这些故事虚实相间,难以一一考证,但传说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一块匾在人们心中的分量——大家愿意为一块匾编故事,可见它被当成了字号最要紧的家当。
题写者与字号之间,往往确有一段真实的交往。或是店主仰慕其字,辗转托人相求;或是名家本是常客,感念主人殷勤,乘兴挥毫;也有商家重金求字,润笔之资成为书家一笔可观收入。无论哪一种情形,匾额都成了这段交往的物证。多少年过去,题字的人不在了,开店的人换了几代,匾还挂在那里,替两方面的交情作证。
从书法鉴赏的眼光看,榜书的难处,前人概括为“大而不散、重而不滞”。字一大,笔画之间的距离拉开,结构容易松散,就像一间屋子的梁柱架得太宽,眼看要塌;所以榜书的结体要收得住、抱得紧。笔画一加粗,又容易臃肿呆滞,如负重而行、迈不开步;所以用笔要厚重中见挺拔,墨色要饱满中有飞动。能把这两条都做到,一块匾才立得起来。
老匾还有一种新匾学不来的美——时间的美。几十年上百年的风吹日晒,漆色剥落,金字暗沉,木底起裂,字迹的棱角被岁月磨圆。这些斑驳不是损伤,倒像宣纸上的包浆,让字多了一层温润。站在这样的匾下,人会觉得那字是活的:它看过这条街的兴衰,听过几代人的叫卖,如今还稳稳挂着。

今天看老字号匾额,看的是字,也是字后面那个人与那个时代。透过一笔一画,可以想见题写者悬腕运气时的神情,可以想见掌柜接匾时的郑重,更可以想见一个社会曾经怎样敬重笔墨——敬重到把最体面的书法,挂在最热闹的街市上。
一块招牌上的书法,写的是店名,挂的是那个时代对“字”的敬重。如今新店开张,招牌多是电脑字体、机器雕刻,快则快矣,却少了那一笔一画里的人情与分量。偶尔抬头遇见一块老匾,不妨多站一会儿:那不是一块旧木板,那是一页没有收进博物馆的书法史。
注释:①榜书:大字书法,常用于匾额、摩崖。②题款:匾额上的题写者署名与时间。③老字号匾额:老牌商号门楣上的题字匾,多出自名家。
作者: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