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李商隐《锦瑟》中的这一联，几乎是古典诗歌里流传最广的句子之一。沧海月明，蓝田日暖，锦瑟五十弦，弦弦柱柱都在追忆华年。而在这层层叠叠的追忆中，望帝化鹃的典故格外令人驻足——一位古蜀之王，魂魄化作杜鹃鸟，昼夜啼鸣，声声带血。可是，望帝究竟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春心”托付给一只杜鹃鸟？他鸣的又是什么？翻开史书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历代记载彼此参差，禅让后的思念、失德后的愧疚、死后化鸟的悲鸣，几种叙事交织在一起，反而让这个典故越发耐人寻味。
望帝其人与禅让传说
望帝是古蜀国的一位君王，本名杜宇，“望帝”是他的帝号。①关于他的事迹，最重要的记载见于东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蜀志》。常璩是蜀地史家，熟悉巴蜀掌故，他笔下的蜀地古史虽有传说色彩，却保留了大量地方记忆。
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杜宇称帝，号曰望帝。当时蜀地水患频仍，望帝的相开明②决玉垒山以除水害，立下大功。望帝于是“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
这段记载勾勒出一个近乎理想化的政治图景：望帝效仿尧舜禅让的古义，把王位让给了治水有功的贤臣，自己退隐西山。值得注意的是传说的细节——他离开的时候，恰好是二月，正是杜鹃鸟啼鸣的时节。蜀人后来每听到杜鹃的叫声，便想起这位逊位的君王，心中凄然，于是把这种鸟称作杜鹃。子鹃、杜宇、杜鹃，鸟的名字与王的名字就这样叠合在了一起。
在这个版本里，望帝是一位功成身退的贤君。禅让是美德，退隐是境界，而杜鹃的啼鸣承载的是百姓的追念。鸟的悲声，其实是人的悲声——蜀人把自己的怀念投射到了鸟鸣之中。这是民间传说常见的生成方式：动物的自然叫声，被赋予了人的情感，从此鸟不再是鸟，而是一位君王的回声。
另一条更复杂的叙事
然而，历史并不总是如此温良。汉代扬雄的《蜀王本纪》提供了另一种说法，让望帝的形象骤然复杂起来。扬雄是蜀郡成都人，距古蜀传说世代更近，他记下的故事与《华阳国志》颇有出入。
按《蜀王本纪》所述，鳖灵（即开明）治水去了之后，望帝与其妻私通。望帝自以为惭愧德薄，不如鳖灵，于是委国授之，离开了王位。他死后，魂魄化为杜鹃鸟。
这样一来，禅位的原因就完全变了。望帝让国，不只是因为鳖灵治水功大，更是因为自己私德有亏——他趁臣子在外治水，与臣子的妻子发生了私情。德行上的亏欠压倒了他，使他无颜再居王位。而他的死与化鸟，也因此带上了浓重的悔恨色彩：那声声啼叫，不再仅仅是百姓耳中的哀音，而是他自己的忏悔与思念。昼夜不止的鸣叫，仿佛在诉说他生前未能说出口的歉意，以及对往昔情人的眷恋。
两个版本放在一起，张力立现。《华阳国志》的望帝是主动效仿尧舜的圣王，《蜀王本纪》的望帝却是因私德有亏而被迫退位的悔者。前者让杜鹃之声成为人民的怀念，后者让杜鹃之声成为君王的自伤。同一声鸟鸣，一圣一惭，一被人悲，一自悲鸣。
需要说明的是，古蜀史事本就半是传说半是历史，两种记载未必有真伪高下之分，它们更像是流传过程中的不同支流。常璩采信的是蜀人追念贤君的地方记忆，扬雄记录的则是另一条更阴暗、更人性的叙事线索。我们今天无法确知哪一种更接近“事实”，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无法确知，为后世的文学想象留出了空间。
文学中的“春心”
到了李商隐笔下，望帝化鹃的典故被浓缩为五个字：“望帝春心托杜鹃”。“托”字极妙——望帝已死，魂魄化鸟，他所有的情感无处安放，只能托付给杜鹃的啼声。而真正值得玩味的，是“春心”二字。
“春心”是什么？有赏析文章将其释为男女之间的相思之情，这一解释自有其依据——若取《蜀王本纪》的叙事，望帝化鸟，啼鸣所寄正是对情人的追怀，“春心”自然可以读作相思。③但若结合《华阳国志》的禅让叙事，这一层解释就显得偏窄了。望帝的“春心”，可以是对故国的思念——他毕竟交出了王位，西山隐居，杜鹃啼鸣正是他回望故国的方式；可以是对情人的追怀——若私情之说成立，他的悔恨与眷恋都压在鸟声里；还可以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怅惘——人生华年已逝，功业、王位、情感俱已成空，只剩下一具鸟身和一副啼不干的喉咙。
李商隐本人恰恰是最擅长这种不确定性的诗人。《锦瑟》全诗的氛围就是惘然：“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他借望帝之口所托的“春心”，与其说是某一个具体的对象，不如说是生命本身那种欲说还休的深情与悔意。把“春心”仅仅钉死在男女相思上，反而削弱了诗句的容量。
杜鹃啼血的意象之所以千年来打动人心，恰恰因为它不指向一个单一的答案。禅让、失德、思念、悔恨，全部被装进了一声鸟鸣里。听到这声鸟鸣的人，各以自己的心事去应和它：有政治失意者听到了逊位之悲，有情感失落者听到了相思之苦，有年华老去者听到了对逝去春光的追挽。一个典故能容纳多少种解释，它就能陪伴多少人度过各自的无眠之夜。
从《华阳国志》的禅让叙事，到《蜀王本纪》的私情叙事，再到李商隐的“春心”一叹，望帝杜宇的形象在文献与诗歌之间不断变形、不断丰富。史书给的是骨架，诗歌给的是血肉，而读者的共鸣给的是体温。同一只杜鹃，在不同的讲述中唱的是不同的悔；而每一位读诗的人，又在这啼声中听见了自己的心事。这或许就是古典典故最好的命运——它从未被讲死，而是永远悬在解释与解释之间，如同二月山间那声迟迟不肯落下的鸟鸣。
作者：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