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传》的人物长廊里，能得到史家以君子口吻直接下评语的人并不多，而“纯孝”二字，更是极少有人担得起的分量。颍考叔，这位名不见经传的颍谷封人，正是其中之一。他以一条“掘地见母”的奇计，化解了郑庄公母子之间几乎无解的死结，被《左传》郑重写下“纯孝”的定评。然而到了明代小说《东周列国志》的笔下，同一个人物却有了另一副面貌：他与美男子子都为了一辆战车结下怨仇，最终在伐许之战中先登城头，却死于同僚暗箭之下。经书中的纯孝者与演义里的悲情功臣，共同构成了颍考叔在后世记忆中的双重面貌。
一、《左传》中的纯孝与掘地见母
颍考叔第一次出现在史册里，身份是颍谷封人。所谓颍谷封人，就是颍谷这个地方负责疆界事务的地方长官。官不大，名不显，如果不是郑国宫廷里那场著名的母子风波，他或许终其一生都不会在史书中留下姓名。
这场风波的缘起，要追溯到郑庄公与其母武姜之间由来已久的嫌隙。武姜偏爱幼子共叔段，纵容其扩张势力，最终酿成叛乱。叛乱平定之后，郑庄公盛怒之下将母亲安置到城颍，并且发下了一句重誓：“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意思很决绝——这辈子不到地下黄泉，母子再不相见。
誓言出口，覆水难收。庄公很快就后悔了，但君主之言关乎威信，朝野皆知此誓，他找不到台阶下。正在这个僵局之中，颍考叔登场了。他听闻此事后，借献礼之机求见庄公。庄公赐他饭食，他却把肉留下来不吃。庄公问他缘故，他回答说，小人家有老母，家中食物母亲都尝过了，唯独没有尝过国君赏赐的肉羹，请允许我留下带回去给她。
这句话正戳中庄公的心事。庄公感叹，你有母亲可以孝敬，偏偏我没有。颍考叔佯装不知，问庄公此言何意，庄公便把原委和盘托出，并吐露悔意。颍考叔随即献上了那条名传千古的计策：君王何必忧虑？只要掘地掘到泉水，在隧道中母子相见，谁敢说这不是应了“黄泉”之誓？这便是“阙地及泉，隧而相见”的由来。黄泉本是死后之地，但地下的泉水隧道同样是地下，誓言的字面得到了遵守，母子之情也得以挽回。
庄公依计而行。隧道之中，母子重逢，庄公赋诗说“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武姜出隧道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母子遂和好如初。一场几乎无解的政治与伦理困局，被一个基层小官以巧妙的解释化解于无形。
《左传》在此借“君子曰”给出了那句著名的评价：“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纯，是不掺杂质、推己及人。颍考叔爱自己的母亲，又把这份孝心推广开来，感化了庄公。君子还援引《诗经》“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作结，大意是孝子的孝行不会匮乏，永远能感化赐予他的同类。在《左传》的价值观里，颍考叔的高明不在于计谋本身，而在于他以孝为根、以孝化人的品格。
二、《史记》无专传：一个依赖《左传》存世的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司马迁的《史记》中，颍考叔并没有自己的专传。郑国的历史在《史记》中收入《郑世家》，叙事的重心是郑桓公建国、郑庄公霸业以及此后的君位更迭，颍考叔这样一位地方小官，自然难以在太史公的宏大叙事中占据独立篇章。他生平事迹的完整记录，基本上依赖《左传·隐公元年》这一段文字保存下来。
这其实是先秦许多人物的共同命运：他们并非不重要，而是在史料的层层筛选中，只有那些在关键历史节点上留下言行的人，才能借由某一部典籍定格下来。颍考叔恰恰踩中了两个节点——一是郑庄公母子和解这一兼具政治与伦理意义的事件，二是后文将要讲到的伐许之战。前者让他在经传中获得了“纯孝”的定评，后者则在千年之后被演义小说家重新拾起，铺陈成一段恩怨情仇。
从史学角度看，《左传》的记载是我们认识颍考叔最可靠的依据。后世的演绎、传说，乃至戏曲舞台上的种种铺排，都应当与这段原始记录区分开来。这一点，在谈论颍考叔的“第二副面貌”时尤其重要。
三、《东周列国志》中的争车与暗箭
到了明代冯梦龙编订的《东周列国志》，颍考叔的形象被大幅改写与丰富。在第七回中，小说家着力渲染了一段争车结怨的公案。伐许之前，郑庄公阅兵点将，颍考叔与公族大夫公孙阏——也就是春秋史上以美貌著称的子都——为了争当先锋、争夺战车而发生激烈冲突。演义写二人互不相让，颍考叔挟车疾走，子都追赶不及，自此怀恨在心。
这段恩怨在伐许之战中走向了悲剧的高潮。攻城之际，颍考叔奋勇当先，率先登上许国城头，眼看大功将成。据《东周列国志》所载，子都“忌其功，遂从暗中阴发一箭”，颍考叔被这支来自背后的暗箭射中，殪于城下。一代功臣，没有死于敌国之手，却倒在了同僚的嫉妒里。
需要说明的是，争车与暗箭的情节虽然以《左传》中伐许之战的相关记载为素材底子，但小说家对人物心理和冲突过程做了大量文学加工。读《东周列国志》，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小说家对“嫉贤妒能”这一人性弱点的针砭，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史实。子都因嫉生恨、暗箭伤人，后世甚至由此衍生出“暗箭难防”一类俗语的联想，颍考叔之死也因此成为文学史上因妒害贤的典型一幕。
结语：经与演义之间的颍考叔
回过头看，颍考叔的两副面貌各有其意义。《左传》用“纯孝”两个字给他定了调：一个以孝立身、以智慧化解僵局的人，成为后世孝道教化叙事中反复征引的典范。而《东周列国志》用一场争车和一支暗箭，让这个“纯孝”之人死在了同僚的嫉妒里，给他的结局添上了一抹浓重的悲剧色彩。
经书中的他教人向善，演义里的他令人扼腕。前者是史的品格，后者是文的性情。我们在阅读时，既要以《左传·隐公元年》的记载为据，弄清哪些是信史，也要理解《东周列国志》第七回的文学演绎自有其劝诫世心的价值。一个在史与文之间穿行两千多年的人物，至今仍能让我们思考孝与智、功与妒这些古老的命题，这或许正是颍考叔留给后世最厚重的遗产。
作者：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