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是一个思想激荡的时代。偏安一隅的朝廷，外有强敌压境，内有财政困窘，士大夫们围绕“如何救亡图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程朱理学逐渐兴起，讲求心性义理之学蔚然成风；而与此同时，在浙江永嘉一带，另一股思潮悄然壮大——它不满足于书斋里的义理辨析，而是把目光投向现实的军国大政、财赋兵农。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便是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他以“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为旗帜，主张义利并立、事功与义理统一，向理学空谈之风发起了正面挑战。
叶适（1150—1223），字正则，号水心，温州永嘉人，世称水心先生。他进士出身，历仕孝宗、光宗、宁宗三朝，亲历过开禧北伐的筹划与失败，对南宋政治、军事、财政的积弊有着切身的体察。晚年退居故乡，潜心著述，留下《水心别集》《习学记言》等著作，系统阐述了自己的学术主张。与那些终身讲学不仕的理学家不同，叶适的思想始终带着一股从政务实践中磨砺出来的务实气息。
一、“务实而不务虚”：事功之学的核心命题
叶适治国思想的核心，可以浓缩为一句话：“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择福而不择祸。”这句话见于他的奏议文字，意思是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追求的是实实在在的事功，而不是虚浮不实的空名；如同趋福避祸一样，治国也必须在实实在在的利益与危害之间作出清醒的抉择。在叶适看来，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具体的：财用不足、兵备不修、官吏冗滥、士气萎靡。这些问题，靠诵读经书、辨析义理是解决不了的，必须有切实可行的制度和踏踏实实的作为。
需要说明的是，叶适并不反对义理本身。他所反对的，是把义理悬置起来、与现实的典章制度和社会民生相脱离的学风。他在《习学记言》中批评当时的理学之流“虽有精微深博之论，务使天下之义理不可逾越，然亦空言也”——这些议论看似精深博大，把天下的道理讲得滴水不漏，但终究只是空泛的言论，无补于国事。精微之论若不能落实为经世致用的实功，在叶适眼中便与无用之言无异。
这种“务实”的立场，贯穿于叶适的整个学术体系。他研究经史，不是为了构建抽象的哲学体系，而是为了从中总结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他讨论制度，总是追问一项制度在现实中如何运作、利弊何在。《水心别集》中的《进卷》《外稿》诸篇，论及财计、兵制、法度、士风，篇篇皆有实指，字字皆关世务，堪称南宋事功之学最有分量的政论文字。
二、对理学空谈之风的批判
叶适所处的时代，科举取士以经义策论为衡，士人竟相研习义理之学，议论之风极盛而实干之才日少。对此，叶适有着敏锐的观察和痛切的批评。他指出：“今世议论胜而用力寡，大则制策，小则科举，皆取则于华辞耳，非当世之要言也。”意思是说，当今之世议论多而实际用力少，无论是朝廷大政的制策，还是选拔人才的科举，所取的都是华丽的辞章，而不是切中当世时务的真知灼见。
在叶适看来，空谈义理的危害不止于迂阔无用，更在于它败坏了人才。当“务虚”成为风尚，士人便以空谈为高、以实事为俗，那些本可以经邦济世的“多才勇敢之士”，也在这种风气中消磨了志向，陷溺于流俗之习而不自知。一个国家的元气，往往就损耗在这种看似高雅、实则虚浮的学风之中。这一批评，可谓击中了南宋士大夫政治的痼疾。
更值得注意的是，叶适的批判并非意气之争，而是建立在系统的学术反思之上。在《习学记言》这部晚年的学术巨著中，他遍论经史百家，对理学所依据的道统谱系、心性理论一一加以检讨，指出其中不少说法偏离了儒家经典的本义。他试图证明：真正的儒家传统，本就是注重制度、注重事功、注重经世致用的传统；把儒学收缩为心性义理的内省之学，反而是对儒学的窄化。这一论点，使永嘉事功之学与程朱理学的分歧，上升为对儒学根本精神的不同理解。
三、义利并立：事功思想的价值根基
事功之学要站稳脚跟，必须回答一个根本性的价值问题：讲求功利，是否就背离了儒家的道义？汉代董仲舒有“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语，后世理学家多奉为圭臬，把义与利、道与功对立起来，以义斥利、以道黜功。叶适对此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评，主张“以利和义”“义利并立”。
叶适的理由十分透彻：道义如果不能落实为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功效，那么所谓道义便成了一句空话。用他的话说，“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义与利本是统一的：义是利的正当准则，利是义的现实内容；离开利去谈义，义就悬空而失去着落；离开义去逐利，利就泛滥而失其方向。因此，真正高明的治国之道，不是讳言利益，而是以义节制利、以利益充实义，使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这一义利观，把事功之学从单纯的政务经验提升到了价值哲学的高度。它告诉人们：重视功利不是道德的堕落，恰恰相反，让百姓得到实际的利益、让国家获得实在的富强，正是儒家道义题中应有之义。空谈道德而无补于民生，才是对道义最大的背离。这种思想，在理学日渐正统化的南宋，无异于一声惊雷。
当然，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叶适对理学的批评有其时代的针对性，也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处；理学在心性修养与价值理想层面的贡献，亦非“空言”二字所能抹杀。但叶适的意义，不在于他是否驳倒了理学，而在于他在一个崇尚议论的时代里，固执地提醒人们：学问的价值最终要接受现实的检验，道义的力量必须体现为经世济民的实功。“务实而不务虚”这六个字，既是永嘉学派的精神旗帜，也穿越八百年的时光，至今仍能给人以深切的启示——无论是治学还是做事，空谈终究误事，实干方能兴业。
作者：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