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五日投汨罗——屈原之死如何成为端午节的起点

2026-10-10 0 353

  五月五日,汨罗江上鼓声如雷,龙舟竞渡;门楣之上艾草飘香,案头之间粽叶青青。这个绵延了两千余年的节日,几乎人人都会提起一个名字——屈原。人们习惯说:端午吃粽子、赛龙舟,是为了纪念投江的屈子。然而,一个诗人的死亡,何以能够成为一个节日的起点?这其中既有史实的底色,也有传说的流变,更有中国文化“以节纪人”的深沉逻辑。

一、怀石沉江:史书记载中的屈原之死

  屈原之死,最早见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传中记屈原初为楚怀王左徒,甚得信任,后遭谗见疏;至顷襄王时,又遭放逐,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他曾与渔父问答,渔父劝其随世推移,屈原却答以“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不肯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尘埃。这一番表白之后,他仍不改其志,终于走上绝路。司马迁写道:

  这短短十字,成为屈原结局最权威的记载。“怀石”二字,写尽决绝之态;“汨罗”一地,则成为后世凭吊的坐标。汨罗江在今湖南东北部,屈原投江于此,历代方志与诗文多有呼应。

  值得注意的是,史书只记其死,未载其日。《史记》本篇之中,并无“五月五日”字样。可知屈原投江的具体日期,史无明文。今人所说的五月五日,实际来自后世的民间传说与文献追记。这一层区别很重要:它提醒我们,端午节与屈原的关联,是在历史记忆与民间情感的共同作用下逐渐稳固起来的,而非史书一次性写定的结论。

汨罗江怀石投江意境图

  也正因如此,后世对屈原死的种种描述,往往掺入了民间的同情与想象。人们不愿相信这样一位诗人只是悄然消逝,便为他安排了投江、招魂、竞渡、投粽等一系列情节。传说在史实的骨架上生长出枝叶,最终长成我们今天熟悉的端午故事。

二、众说纷纭:端午节起源的几种解释

  端午节的来源,古今聚讼不已。较有影响的说法,大致有“屈原说”“伍子胥说”“曹娥说”“恶日说”数种。

  “伍子胥说”流行于吴地。伍子胥忠而见疑,被吴王赐死,死后尸体被投入江中,吴人哀怜其忠,遂有于五月五日纪念之举。这一说法在江浙一带流传甚广,与当地的水神信仰、迎涛之俗相互交织。“曹娥说”则出自东汉上虞孝女曹娥投江寻父的故事,其事见于《后汉书·列女传》。相传曹娥之父于五月五日迎神溺死,曹娥沿江号哭,投江负父尸而出,后人感其孝烈,遂于此日纪念。会稽一带五月五日迎涛神、念曹娥的风俗,正与此相关。

  “恶日说”别具一格。它认为五月五日被视为“恶日”,阳气极盛而邪气易生,五毒并出,于是有了悬艾、佩香囊、饮雄黄、系五色丝等驱邪避疫之俗。此说把端午还原为一个顺应时令、护卫生命的节气性节日,与人物纪念之说并行不悖。

  在众多说法之中,“屈原说”影响最大,流传最广,也最深入人心。它之所以能后来居上,一方面因为屈原人格与诗篇本身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另一方面也因为历代文人的反复书写与官方的推重,使其逐渐成为端午叙事的主流。可以说,端午节起源的多元性,恰恰是中华节日文化兼容并蓄的生动体现。

  屈原与端午关联的早期文献,常被称引的是南朝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吴均(469—520),字叔庠,所著《续齐谐记》为志怪小说集,其中记有:

  这段记载把投江之期明确系于五月五日,也把“以竹筒贮米投水”的祭奠方式与屈原联系起来。后来粽子由竹筒贮米演变为箬叶裹米,正是这一祭祀习俗不断民间化、日常化的结果。可以说,《续齐谐记》为“端午起源于纪念屈原”提供了关键的文献支点。

  需要说明的是,《续齐谐记》属于志怪小说,并非严格史书,所记多为民间传说与神异之事。因此,这条材料更适合用作“民俗信仰的印证”,而非“史实的直接证明”。它与《史记》互参,恰能显示史实与传说之间的层次:史书记其死,志怪记其日与俗,两者共同构成了端午屈原叙事的完整链条。

三、以节纪人:屈原之死如何成为端午的起点

  把屈原之死视为端午节的起点,其实质是理解中国文化“以节日纪念人物”的悠久传统。中国人过节,往往不只是顺应天时,也寄托对人物的追思与对品格的选择。寒食节追念介子推,端午节纪念屈原,都是把对某种人格的敬重,安放进一年一度的仪式之中。节日本是时间的刻度,而人物则赋予这刻度以温度与意义。

  学者闻一多在《神话与诗》中另辟蹊径,从民俗与图腾的角度考察端午,提出端午起源与古代吴越地区的龙图腾崇拜及水上竞渡有关。这一研究并不否定屈原说,而是说明端午节俗有着更为古老的渊源;屈原的加入,为这个原本偏于时令与攘灾的节日,注入了鲜明的人文精神。这也解释了端午何以能兼具两重面孔:既有艾草雄黄的卫生防疫之意,也有龙舟粽子的人格纪念之情。

竹筒贮米与箬叶粽子对照图

  屈原之所以能被节日长久记住,根本在于他的人格与作品。《离骚》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九歌》《天问》中对天地人事的追问,以及他宁死不屈的选择,共同塑造了一位忠贞爱国的诗人形象。后世每逢端午,读其诗、祭其人,纪念的已不只是一个人,更是一种不随波逐流、心系家国的精神。这种精神之所以能穿越两千余年而不衰,正因为它回应了中国人对理想人格的持久向往。

  于是,五月五日这一日,便有了多重意义:它是驱邪避疫的时令之节,是龙舟竞渡的欢腾之日,也是后人向一位诗人致敬的纪念之时。屈原之死成为端午的起点,与其说是史实的必然,不如说是文化的选择——人们愿意用一个节日,去安放对高尚人格的敬意,并让这种敬意代代相传。

  从《史记》的一行记载,到《续齐谐记》的一则传说,再到今日遍及南北的端午风俗,屈原与端午的关联经历了一个由史入俗、由俗入心的过程。史实提供了人物,传说提供了情节,民众的生活则提供了延续的仪式。三者环环相扣,才使一个诗人的死亡,最终成为一个民族共同的节日记忆。

  今天,当我们剥开一只粽子、望见一江龙舟,或许仍能想起汨罗江边那个瘦削的身影。习俗会变,器物会新,但节日背后对忠贞、对家国、对理想的珍重,始终未曾褪色。这,正是屈原与端午留给我们最深的礼物。

作者: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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