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白马驮经：永平求法与第一座官办寺院
东汉永平年间，都城洛阳留下了一段被后世反复讲述的往事。据《后汉书》记载，传说汉明帝刘庄夜里梦见一位金人，身形高大，头顶有光，便以此询问群臣。有人回答说，西方有神名叫佛，身形约一丈六尺，通体金黄。明帝于是派遣使者西行，访问天竺，询问佛道之法。使者途中遇到天竺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便邀请二人同行，以白马驮载佛经与佛像，于永平十年（67年）抵达洛阳。
次年，即永平十一年（68年），汉明帝敕令在洛阳城西雍门之外营建僧院，供两位高僧译经与居住。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这座僧院取名“白马寺”。它由此成为中国第一座由官方出资兴建的佛教寺院，也成为佛教在中原获得正式落脚点的标志。需要说明的是，这段记载带有较浓的传说色彩，后世学者对其细节多有考辨；但它所反映的时代氛围与历史走向，大体是可信的。
二、汉明帝的兴趣从何而来
白马寺的建立并非凭空降临，而是东汉社会思想气候的产物。两汉之际，黄老之学与神仙方术盛行于世，人们习惯把清静无为的养生之道与祠祀祈福结合在一起。佛教最初传入，正是被安置在这样一个祠祀的框架里被理解的。
《后汉书》记载，楚王刘英晚年喜好黄老之学，又学习浮屠的斋戒祭祀，把佛陀与黄老一并供奉；到桓帝之时，宫中更并立黄老、浮屠之祠。这些记载说明，佛教初入中土时并未被当作一套独立的义理体系，而是被看作西方传来的方术之一。
由此再看汉明帝，他的兴趣便不难理解：其中既有个人的好奇，也有东汉社会对异方之神普遍包容的心态。帝王的一次垂询与一次遣使，把一个原本流传于边地的信仰，提升到了国家层面可以讨论、可以安置的位置。这正是白马寺得以建立最直接的推动力。
三、格义：借道儒之词，说西来之理
佛经以梵文写成，其中涅槃、般若、禅定等名相，在中土原本没有对应词汇。译经者若要让人听懂，最自然的办法，就是从道家与儒家的旧词库里寻找相近的概念去比附。这种方法，后来被称为格义。
格义的具体做法，是用中土典籍的概念去配比佛经名相。比如以无为解说涅槃，以守一解说禅定，以本无解说空，以智慧解说般若。经过这样的转换，士人得以借助熟悉的思想资源去接近陌生的义理，佛教也因此获得了进入汉语世界的通道。
格义之法在魏晋时期尤为流行，竺法雅等人曾大力提倡。它固然存在比附失真的风险，却也完成了文化交流中不可省略的第一步。稍后道安曾批评早期格义于义理多有乖违，主张更贴近原典，这恰恰说明佛教已经在汉语语境中站稳脚跟，不再只依赖比附。由格义走向超越格义，本身就是一个思想逐步深化的过程。
四、释源与祖庭：白马寺在中国化进程中的位置
白马寺在中国佛教史上有一个独特的称号，即“释源”与“祖庭”。释源，意为佛教在中土的生发之地；祖庭，意为后世宗派共同追认的祖始之庭。这一称号并非虚誉，而要落到两项实实在在的事实上：其一，它是中国第一座官办寺院；其二，它是中国早期译经的重要场所。
相传摄摩腾与竺法兰在白马寺译出《四十二章经》，这是现存最早的汉译佛典之一，其内容撷取佛经要义，语言简练，带有明显的早期编译特征。无论具体译事的细节如何考订，白马寺作为早期译经中心的地位是被后世公认的。译经带来了佛典，佛典带来了义理，义理又催生了学派，这是一条清晰的链条。
从更长的时间看，佛教在中国的落地经历了几个阶段：最初被当作与黄老并列的外来方术；继而通过格义与译经，形成带有中国特色的理解方式；到隋唐时期，天台、华严、禅宗等宗派相继创立，佛教真正长成了中国思想的一部分。白马寺正处在这条链条的起点上，因此被称为佛教中国化的“释源”与“祖庭”。
五、思想史的追问：什么被触发，如何融通，改变了什么
回到思想史的层面，永平求法与白马寺建寺究竟触发了什么？答案是：佛教关于因果、心性与解脱的思考，被带入了中国思想的视野。它提出的人为何受苦、如何安顿此心、何谓超越等问题，与中土原有的天人、性命、治道诸议题相遇，构成了新的思想张力。
这种融通是怎样发生的？首先是语言的融通，靠格义与译经，让佛教概念获得汉语表达；其次是义理的融通，通过与道家无为、儒家心性等观念的对话，佛教逐渐摆脱外来方术的标签；最后是制度的融通，寺院、僧团与译场在中土建立起来，使信仰有了可以延续的组织形态。白马寺恰恰同时提供了语言、义理与制度三方面的最初经验。
它又改变了什么？从长程看，佛教为中国哲学补充了细密的心性论与思辨方法，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宋明理学；它改变了汉语的词汇与表达，也改变了中国的艺术、建筑、音乐与民俗。而这些影响能够发生，前提是佛教先在中国取得了合法的、可被讨论的位置。白马寺的建立，正是这个前提第一次被正式确认的时刻。
结语
一次夜梦、一次遣使、一座僧院，看似只是帝王个人的兴趣，却在近两千年前为中国思想史推开了一扇门。白马寺的青灯与译场早已成为陈迹，但它所开启的对话仍在继续。佛教中国化不是一次完成的动作，而是绵延数百年的思想运动；白马寺作为“释源”与“祖庭”，标记的正是这场运动的起点。
参考文献
[1]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
[2] [梁]慧皎：《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
[3]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注释
① 白马寺：中国第一座官办佛教寺院，位于洛阳，创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68年）。
② 永平求法：汉明帝永平年间遣使西域求取佛法的历史事件。
③ 摄摩腾、竺法兰：天竺高僧，应邀来华，在白马寺译出《四十二章经》。
④ 格义：魏晋时期用中土固有概念（多为道家、儒家术语）比附、解释佛经名相的译解方法。
⑤ 释源、祖庭：后世对白马寺的尊称，意谓中国佛教的发源之地与共同祖始之庭。
作者：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