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破题：三个字的本义与引申
“融”字从鬲，本义与炊煮相关。《说文解字》释为“炊气上出也”，指器物中的热气升腾消散。热气弥散，坚冰随之消解，于是“融”引申出消解、融合之义。值得辨析的是：消解差异与整合资源，其实是同一过程的两面。冰化为水，水的形态变了，但水的本性未变；若强行使水火相济，则需要新的容器与新的秩序。融通之所以难，正难在这里——它不是让差异消失，而是让差异在更高的层次上各得其所。
“通”字，《说文解字》释为“达也”。道路无阻谓之通，血脉流畅谓之通，义理晓畅亦谓之通。但在思想史上，“通”始终包含两种可能：一是向后看，把断裂的传统重新接续，此为传承之通；二是向前看，把阻塞的路径重新打开，此为变革之通。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提出“会通适变”，正是要在“参古定法”与“望今制奇”之间寻得平衡——通不是照搬，变不是割裂。
“创新”二字，古义并不陌生。《大学》记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论语·为政》载孔子语：“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古人的“新”多指日日精进、温故知新，是水到渠成的生长；而近代意义上的“创新”更强调另辟蹊径。二者并不对立：水到渠成是创新的土壤，另辟蹊径是创新的形态。没有积累的“另辟蹊径”，往往只是标新立异。
二、历史维度：四次大规模的融通创新
中国思想史上，至少有四次大规模的融通创新值得细究。
第一次是先秦诸子的互鉴。春秋战国之际，儒、道、墨、法、名、阴阳诸家并起，彼此辩难，又彼此取法。荀子出于儒家而兼采法家之实，韩非师事荀子而归于法家之严，《易传》融汇儒道而成其宏阔。这一次融通的触发条件是“礼崩乐坏”带来的秩序真空，融合机制是争鸣与互诘，创新成果是诸子学说的体系化。它的代价同样明显：争鸣之后是秦火，思想的多元最终被一统的秩序所收束。
第二次是魏晋玄佛合流。汉末以降，经学僵化，老庄复兴，玄学以“有无之辨”重开思辨空间。佛教东传之初，译经者借道家语汇“格义”，以“无”释“空”，以“自然”释“真如”，难免有格义之失。至僧肇著《肇论》，以中观之学消化玄学，方使佛理自立。这一次融通的触发条件是外来思想的输入，融合机制是翻译与格义再到超越格义，创新成果是中国化佛教义学的雏形。它提示我们：融通的第一阶段常常是误读，误读不可怕，可怕的是止于误读。
第三次是隋唐三教并立。儒、释、道三家并存共尊，朝廷屡开三教论衡之会，士人出入三家而各有所宗。天台、华严、禅宗诸宗相继成立，皆是印度佛学与中国心性传统深度化合的产物。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把繁复的义学化为简捷的修行，正是融通之后的新形态。这一次融通的触发条件是政治统一与文化宽容，融合机制是长期的对话与制度化的论辩，创新成果是佛教的中国化与儒学的自我更新。它的代价是思想论争有时被政治权力所左右，融通因此并不总是纯粹的思想事件。
第四次是宋明理学融摄释道。周敦颐作《太极图说》，援道家宇宙论入儒学；二程拈出“天理”，以理统摄万事；朱熹集其大成，论“理一分殊”，既立本体之同，又存分殊之异；陆九渊、王阳明则转向“心即理”“致良知”，把外在的天理收归内在的良知。这一次融通的触发条件是回应佛道的心性挑战，融合机制是批判性的吸收——理学一面辟佛老，一面又暗用其思辨方法，创新成果是儒学形而上体系的完成。
四次融通，成败各异。可以归纳出三条经验：其一，融通需要共同的问题意识，若无共同关切，差异只会导致隔膜；其二，融通需要足够长的时间与相对宽松的空间，急就章式的融合往往流于拼贴；其三，融通需要主体的自觉，放弃自身立场的“融合”，最终只是被同化而非创新。魏晋格义之所以能走向超越，正因为中国学人始终保有对“道”的追问；而某些朝代以行政力量强推的思想统一，反而窒息了融通的活力。
三、理论反思：融通不是加法
“融通”常被理解为“一加一大于二”的加法，这是一种过于乐观的想象。融通的前提是差异——没有差异就无所谓融通，只有同一；融通的过程是碰撞——差异相遇必有摩擦、误解乃至冲突，真正的融通从不回避碰撞，而是把碰撞转化为对话；融通的结果是新形态的产生，但新形态未必优于旧形态。这一点尤其需要清醒：历史上不少融通产生了更精致也更封闭的体系，思想的丰富性反而被体系的严密性所压缩。
因此，评价一次融通创新，不能只看它是否“新”，还要看它是否“通”。新而通，是活水；新而不通，是死结。判断的标准大致有三：是否扩大了思想回应现实问题的能力，是否保留了不同声音共存的余地，是否为此后的继续生长留下了接口。以此衡量，宋明理学既是中国古代思想的高峰，也因其后期日趋僵化而成为需要被重新打开的接口——这恰是“穷则变”的又一轮循环。
四、当代回应：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与历史上的融通创新既有血脉相承之处，又有本质区别。所谓创造性转化，是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传统文化中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表现形式加以改造；所谓创新性发展，是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这两句话，把“通”的传承之义与“创”的变革之义统一了起来。
二者的关系可以这样理解：历史上的融通创新，多是在相对封闭的地理与文化空间内，由少数精英主导、在漫长时间中自然生长的过程；当代的融通创新，则是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条件下，由人民大众广泛参与、在高速流动的信息环境中展开的实践。它面对的新问题至少有四：一是速度问题，融通的时间被极大压缩，深度可能不足；二是尺度问题，外来文化与本土传统的接触面空前扩大，如何避免浅表化的拼贴；三是主体问题，人人皆可发声，谁来承担甄别与提炼的责任；四是评价问题，传播效果不等于思想价值，流量不能替代判断。
新可能同样清晰。数字化让典籍的检索、比对与传播前所未有地便捷，为融通提供了技术条件；全球化的互鉴让中国思想得以在世界视野中重新被理解，也为世界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现代性的思想资源。《中庸》所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今天读来，正是一种融通的胸襟。
归根结底，融通创新不是把传统当作原料来加工，也不是把外来思想当作标签来张贴。它的要义在于：立足自身的问题，以开放的姿态吸收一切有益的思想资源，最终形成能够回应时代之问的新形态。这是一条由大国底蕴锻造的智慧之路，也是一条仍在延伸的路。路之所以能久，正在于它始终在通。
参考文献
［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周易王韩注》，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南朝］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
注释
①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语出《周易·系辞下》，意为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变化，变化才能通达，通达才能长久。
② 会通适变：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篇的核心命题，讨论文学创作中继承与革新的关系。
③ 创造性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方针，指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传统文化中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表现形式加以改造。
④ 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并列的方针，指按照时代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
⑤ 三教并立：指隋唐时期儒、释、道三家思想并存共尊的局面，是思想史上融通创新的重要阶段。
作者：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