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式”二字，常被初识戏曲的人误读为束缚。有人一听“板式”“曲牌”“锣鼓经”，便觉得那是一套刻板的规矩，把唱念做打框得死死的。可真正走进剧场、走近乐师与演员的人会发现，程式更像一门语言里的语法：它规定了词序与句法，却从不代替人说话。正是这套看似严整的规范，让不同流派、不同行当、不同时代的创造得以被听懂、被记住、被传承。
先看关键技法。戏曲音乐的程式，大致落在几个层面：一是唱腔的板式，如慢板、原板、流水、散板，它们以节拍与速度的变化，为情绪的起伏提供轨道；二是曲牌与声腔，一支曲牌有其相对固定的旋律骨架和词格，却在不同的剧种、不同的剧目中生出万千变化；三是锣鼓经，几件打击乐器以约定俗成的点子，掌控着开打、亮相、圆场、追过等舞台节奏；四是伴奏与托腔，琴师、鼓师与演员之间那种“你唱我托、你走我跟”的默契。这些技法并非凭空规定，而是在长期舞台实践中，被反复验证为“好用”的经验沉淀。
那么，程式是怎样形成的？它不是某一位天才的发明，而是无数艺人日积月累的集体选择。一个唱腔的润饰、一个锣鼓点的增删，若被同行认可、被观众接受、被后学沿用，便逐渐固定下来，成为可传授的“法”。以京剧为例，从徽班进京到各流派形成，唱腔的规范化与个性化始终并行：规范保证了剧种的可辨识度，个性则让每一位名角都有自己的“味道”。这种“约定俗成—稳定传承—再被突破”的循环，正是程式生命力的来源。
训练路径最能说明程式与创造的关系。戏曲演员的启蒙，往往从“口传心授”开始：师父一句一句地教，学生一遍一遍地模仿，先求“像”，再求“化”。吊嗓、喊嗓、念白、身段、锣鼓配合，都是把程式“长”进身体的过程。这个过程看似机械，实则是为将来的自由做准备——只有把基本语法烂熟于心，台上才可能脱口而出、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说的正是这种把规范内化为本能的长跑。
传承规范同样值得细看。戏曲的传承，不只是复制唱段，更是一整套关于“什么可以改、什么不能改”的判断标准。流派创始人留下的经典唱腔，后学者既要忠实，又要“化”出自己。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家之所以能自成一家，恰恰因为他们深谙程式，又敢于在程式的边界上做精细的挪移：一个拖腔的延长、一个音区的转换，都是“带着镣铐跳舞”的创造。可见规范不是创造的对立面，而是创造的起点与参照。
舞台实践里，程式的弹性尤为明显。同是一段【西皮流水】，不同的演员、不同的琴师、不同的场合，处理可以大相径庭。即兴的“加花”、临场的调整、与乐队眼神与呼吸的呼应，都让每一次演出成为“这一次”。当代许多新编戏和跨界作品，更把程式元素拆解、重组，与交响乐、电子音乐、现代舞美对话，让古老的语法讲述新的故事。这些尝试未必都成功，但它们证明：程式是可以被“用活”的。
当然，讲程式不是僵化，并不意味着程式可以随意抛弃。脱离规范的“创新”，往往失去剧种的血脉，成了无根之木。真正的难点在于把握分寸：既要守住唱念做打的基本法度，又要在法度之内寻找属于当下的表达。这需要创作者对传统有足够的敬畏，也需要对观众、对时代有敏锐的体察。
从审美上看，程式的价值在于“以简驭繁”。一套锣鼓、一支曲牌，可以承载千军万马，也可以描摹一颦一笑；它把复杂的情感与场景，浓缩为可辨识、可传习的形式。这种高度凝练的美学，与中国人“写意”“留白”的艺术精神一脉相承。观众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句唱腔里听出悲欢，正因为他们与舞台共享着同一套经过长期磨合的表达约定。
《礼记·乐记》有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音乐生于人心，程式则是人心的外化形式。心有所感，形有所依，规范与创造便在这往复之间彼此成就。
从文化意义上看，程式是活的遗产。它既是技艺的载体，也是价值观与生活经验的沉淀。保护程式，不是把它封进博物馆，而是让它继续在舞台上被使用、被讨论、被再创造。对今天的课堂、会员学习与人才培养而言，理解程式的“规矩”与“自由”两面，正是进入戏曲艺术的一把钥匙。
回到标题：戏曲音乐中的程式不是僵化。它是一套开放的规则，既为传承提供稳定的骨架，也为创造预留了充足的缝隙。守住法度而不失灵气，尊重传统而拥抱当下，这才是程式真正的样子，也是它能够穿越时代、持续生长的原因。
作者：王海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