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之际,江南佛教界发生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建康的僧团里,一位名叫竺道生的僧人,因为提出两个当时找不到经文依据的主张,被众人视为异端,摈出僧团。这一年大约是公元四二八年前后,距离六卷《泥洹经》译出不过数年。被逐出寺的道生据传去了虎丘,对着山石讲法,留下“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传说。传说的真伪姑且不论,但一个僧人因为自己的见解而被同道驱逐,这在当时确实是震动一时的事件。
竺道生(三七二—四三四),本姓魏,钜鹿人,寓居彭城。他幼年从竺法汰出家,后来先后追随鸠摩罗什、慧远等当时的佛学重镇问学,是那个时代受过最完整佛学训练的僧人之一。这样一个人物,按理说最不该成为“异端”。可他偏偏成了。问题在于,他的“孤明先发”之所以能成立,不在于他比别人读了更多的经,而在于他用中国思想中一种独特的直觉,去贯通了佛经中尚未说尽的地方。理解这一点,是理解道生的关键。
两个“孤明先发”
道生被摈,直接原因是两个主张:“一阐提皆得成佛”与“顿悟成佛”。
先说“一阐提皆得成佛”。一阐提是梵语的音译,指断尽善根、被认为永远不能成佛的众生。当时译出的六卷《泥洹经》里,明确说一阐提不能成佛。道生却认为,经义不该如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阐提也是众生,凭什么独独被排除在成佛的可能之外?在当时,这不是一个细节之争,而是关乎佛教救度的边界究竟划到哪里的根本问题。道生的回答把边界划到了最远——连最恶的人也有佛性,也能成佛。
再说“顿悟成佛”。当时的佛学普遍主张渐悟:觉悟要一级一级地来,像爬楼梯,七住之前所悟还只是渐进的积累。道生却说,悟入真理不容阶级。真正的悟,是一悟即顿、豁然贯通,不存在“悟了一半的真理”这回事。在渐悟说几乎是不言自明的时代,这个主张同样显得突兀。
这两说,在当时的佛学框架内都缺乏经文的直接支撑。六卷《泥洹经》白纸黑字说一阐提不能成佛,道生偏说能成佛,这不是明着跟经文作对吗?僧团的摈逐,就发生在这里。从程序上看,众人的做法并非全无道理——在译经尚未完备的年代,一个僧人凭己见推翻经文明文,确实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但道生自己心里清楚,他不是信口开河,而是有一套完整的理路。

融通的路径
这套理路,首先体现在他对语言文字的态度上。
道生对经教文字持一种“得意忘言”的立场。据《高僧传》记载,他曾慨叹:“言以诠理,入理则言息。”大意是说:语言是用来表达道理的,真正进入道理之中,语言本身就可以放下了。既然经典的文字只是指月之指,那么执著于某一部经的字面说法,恰恰是违背了佛的本意。经文说一阐提不能成佛,是某个阶段的方便说法;而佛的深意,需要越过文字去把握。
这并非托词。道生对《涅槃经》下过极深的功夫,是当时研究涅槃佛性思想最精的学者之一。他从“一切众生悉有佛性”这一大前提出发推论:一阐提固然极恶,断尽了善根,但他仍是众生,不是草木瓦石;既然是众生,就在“一切”之内,就不该被排除在佛性之外。这是用经的通义去校正经的别文,用义理的一贯性去弥补译本的欠缺。换句话说,他不是在反对佛经,而是在为佛经求一个更圆融的解释。
至于顿悟说,道生的核心论证是四个字:理不可分。在他看来,真理湛然常照,浑然一体,本不可分割。真理既然是完整不可分的,那么悟入真理的智慧也容不得阶级——要么悟了,要么没悟,不可能今天悟到真理的三分之一、明天再悟三分之一。所以悟必是顿悟,是豁然贯通、一下子照见全体。渐修可以做准备、可以扫除障碍,但最后那一下的契入,必然是顿的。
值得注意的是“理不可分”这个直觉的来源。它不像是从印度佛教的分析传统中来的——印度佛学擅长的是层层分解、辨名析理。这种把真理看作浑然整体、强调当下全体体认的思维方式,更近于中国思想自身的传统:玄学家讲“得意忘言”,讲对“无”与“道”的整体把握,走的正是这一路。道生长年浸润于玄学与佛学之间,他把中国思想中这种整体体认的方式带进了佛学,用“理不可分”四字,为一个佛教内部的问题提供了中国式的解答。所谓融通,融通的不是文句,而是思维的方式。

融通的代价与遗产
当然,融通是有代价的。道生付出的代价,是被逐出僧团,背上“背经”之名。
但历史很快给了他回应。他去世之前,北凉译出的大本《涅槃经》传到建康,经中明确说到一阐提也有佛性、也能成佛。曾经被摈的“异端”,忽然成了有先见之明的孤证。道生被重新接纳,声望反而更隆。这个故事后来常被当作“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例证,但更准确地说,它说明的是义理之学对译经欠缺的某种补位能力:在文献不完备的时代,严密的义理推演可以先于文献抵达结论。
顿悟说的命运更为长远。道生去世后,谢灵运作《辨宗论》,公开为顿悟说声援,把它与孔子之教并提,认为顿悟正是可以调和中印之学的枢轴。宋文帝对道生的学说十分推崇,曾让大臣在御前论议顿悟之义。经此数番推扬,顿悟逐渐从异端变成了主流话语的一部分。后世禅宗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讲当下即是、不立阶级,虽不必说直接出自道生,但精神脉络上,道生无疑是重要的源头之一。
回过头看,道生的“顿悟”不是把佛教简化了,也不是拿中国思想去改造佛学的外表。他做的事情要深一层:他把中国思想中“理不可分”的直觉注入了佛学的核心问题——人如何成佛、何时成佛。经他这一注,“成佛”从一个需要累劫修行、遥遥无期的目标,变成了一个可以在当下“照极”的瞬间。佛性在己,悟则顿了。佛学还是那部佛学,但修行者与真理之间的距离,被整个地改写了。
虎丘的石头当然听不懂佛法,“顽石点头”只是后人的浪漫想象。可这个想象里有一点是真的:道理如果讲到了根本处,连石头也拦不住它。道生被摈时不改其说,不是倔强,而是他相信自己所见的“理”比一时的经文更根本。后来大本《涅槃经》东来,印证了他的判断。这段公案留给后人的启示或许正在于此:真正的融通,从来不是折中调和,而是在两种思想的深处,找到那个不可分割的“理”。
作者: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