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义佛教与道佛互释

2026-11-15 0 1,012

  一种思想要跨越语言的边界,从来都不是字句的简单搬运。佛教东传之初,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语境:中土士人读惯了老庄,谈惯了有无,却未曾听闻“般若”“涅槃”为何物。如何让外来的道理在本土的语言中找到栖身之所?早期的译经僧给出的答案,便是“格义”——以本土的概念去比附、去度量佛家的义理,为佛经在中国语境中寻得最初的表达工具。也正是在这一比附与格量的过程中,佛教与道家、玄学在概念深处发生了意味深长的互释,开启了此后数百年思想交融的大幕。

格义的方法与背景

  佛教初入中土,约在东汉之际。最初的佛经翻译规模有限,义理的传播也多依附于当时流行的方术与黄老之学。到了魏晋,般若类经典逐渐译出,但经中的名相概念——空、真如、涅槃、菩提——对中土读者而言仍然是隔膜的。语言不通尚可借助翻译,义理不通则需要搭建理解的桥梁。

  据佛教史籍记载,西晋僧人竺法雅是格义之学的代表人物。他与同学康法朗等人深研佛典,又博通外书,于是想到以传统典籍中的概念来比配佛经中的“事数”,作为帮助听众生起理解的方便法门,这一方法便被称为“格义”①。所谓“格”,有度量大义;所谓“义”,即佛家教义。以中土固有之义,格量、比附外来佛法之义,格义由此得名。

  格义的具体做法,是选取老庄、玄学中为人们所熟知的概念,去对应佛教的名相。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以道家的“无”来解释佛教的“空”,以“本无”来比附“真如”。在《老子》那里,“无”是天地万物的始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而在般若学中,“空”指向一切法因缘和合、无有自性。二者本有精粗之别,但在初入门的听众那里,“无”确实是理解“空”最顺手的阶梯。以本土之“名”接渡外来之“义”,格义的方法虽不精严,却切实降低了佛法理解的门槛。

格义以无释空概念示意图

  可以说,格义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权宜之计。当译经尚不完备、义理体系尚未清晰之时,它是文化之间最初的握手:先求其通,再求其精。没有这一步“以己度人”的理解,佛教义学在中土的展开恐怕还要迟滞许多。

道佛互释的深度

  格义的意义,远不止于一种翻译技巧。它本质上是一次思想的嫁接:当“空”与“无”被并置,当般若学与玄学被置于同一思想空间,两种传统之间便不再是简单的彼此外在,而是发生了深层的相互激发。

  魏晋时期,玄学正值兴盛。王弼、何晏贵“无”,以无为本体,统摄万有;向秀、郭象注《庄》,倡“独化”之说,讨论有与无、本与末的关系。这些玄学的核心议题,与般若学所讨论的“空”“性空”“缘起”在问题意识上颇为相近。于是,谈玄者往往兼通佛理,名僧亦多与名士往还。支遁以佛理阐发《庄子·逍遥游》,其“逍遥”新义令玄学名流叹服,正是道佛互释的生动一例。玄学为般若学的传播准备了思想土壤,般若学也反过来拓展了玄学的论域与深度。

  在这种相互激荡之下,魏晋般若学呈现出“六家七宗”的繁盛格局②。本无宗主张“无在万化之前”,以“无”为万物之本;即色宗则从分析色法入手,认为色无自性,故说即色是空;心无宗主张无心于万物,而未必否认万物本身之实有。此外还有识含、幻化、缘会等说,各有所重,各有所据。这些宗派的立论方式,大多仍带着格义时代的印记——以玄学的概念框架去组织对般若义理的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六家七宗”内部的分歧,恰恰说明格义式的理解已经走到了需要辨析深化的阶段。各宗对“空”的把握并不一致,对“有”“无”关系的处理也互有出入。这些分歧不是混乱,而是思想活跃的表征:中土学人已经不满足于笼统的比附,开始在比附之中追问佛理自身的精确含义。格义由此从一种被动的翻译策略,转化为一种主动的思想创造——尽管这种创造有时偏离了般若本义,却为义学的深入开辟了道路。

格义的局限与超越

  任何以本土概念比附外来义理的做法,都难以避免失真。道家的“无”毕竟不等于般若的“空”:前者偏向宇宙论意义上的本源,后者则是遮诠自性、不落两边的中道义。以“无”释“空”,容易使“空”被实体化、本体化,落入“执无”的一边;以“本无”释“真如”,也容易在真如与万有之间划出一条玄学式的本末界限。东晋高僧道安早年讲学亦曾沿用格义,但随后即觉察到旧有格义在义理上多有违失,遂毅然舍弃此法,转而强调依经直解、回归佛典本身的义理脉络。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土佛教义学开始从比附走向自立。

  真正意义上的超越,来自鸠摩罗什的译经事业。公元五世纪初,鸠摩罗什入长安,主持译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妙法莲华经》《维摩诘经》及《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一系列经论。他的翻译文质兼美、义理精审,使般若学的真实面目第一次完整而清晰地呈现在中土学人面前。“空”不再是“无”的别名,而是缘起性空、即假即空的中道实相;“涅槃”也不再被比附为道家式的虚无之境。格义所赖以存在的概念模糊地带,被精密的译典逐一照亮。其弟子僧肇撰《肇论》,以纯熟的中文哲学语言阐发般若中观之义,被后世视为摆脱格义、直探佛理的典范之作。

鸠摩罗什长安译经场景图

  然而,格义作为一种方法被超越,并不意味着道佛互释的传统就此中断。恰恰相反,格义所开启的以本土思想资源理解、消化佛教义理的路径,在此后的历史中不断深化。天台宗以“一念三千”“圆融三谛”组织教观,华严宗以“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建构法界缘起之说,禅宗则将般若的空观与中国士人简淡自然的生活意趣融为一体——这些中国化佛教宗派的理论创造,固然早已超越了以“无”释“空”的初级比附,但其精神气质中,仍能看到格义时代那种以中土之思接渡西来之义的努力。从比附到融会,从格义到判教,佛教中国化走出的每一步,都带有最初那次概念握手的余温。

  回望这段历史,格义是佛教中国化的第一步。它用本土的语言说出了外来的道理,让两种伟大的思想传统在概念的层面上相遇、碰撞、彼此激发。它有失真的局限,也有开创的功绩;它被精审的译经所超越,却以更深层的方式延续在后世的义学之中。文化交流从来如此:先在陌生中寻找相似,再在相似中辨认差异,最终在差异的澄清之后,走向真正的理解与融合。格义二字,记录的正是这样一个朴素而深刻的开端。

  注:①格义:以本土概念比附佛理的理解与翻译方式。②六家七宗:魏晋时期般若学的七个流派。③竺法雅:西晋僧人,格义之学的代表人物。

作者: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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