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周易》研究史上的一座高峰。先秦时代的易学，重在占卜之用与义理之发；进入汉代，易学面貌为之一变——学者们不再满足于就卦爻辞作道德训诫式的发挥，而是把目光投向卦象、爻位与数术推演，试图在六十四卦的排列组合中找到解释天时、人事、阴阳消息的规律。这种以象与数为重心的解易取向，后世称之为象数易学。从西汉孟喜、京房的创设，到东汉郑玄、荀爽、虞翻的推衍，象数易学不断丰富、日趋精密；与此同时，易学内部也在官学与民间之间、今文与古文之间、象数与义理之间悄然分流。一部汉代易学史，正是传承与分流交织前行的历史。
一、象数易学的兴起：从孟喜到京房
汉初的易学，尚承先秦余绪。田何承孔子之传而授易于齐，被视为汉易的源头，其学以传统筮法与卦爻辞训释为主，与后来气象万千的象数之学尚有距离。真正的转折发生在汉宣帝时期。孟喜承师学而敢于立说，他把六十四卦与一年之中的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相配，以卦象的阴阳消长来对应寒暑的更迭，这就是著名的卦气说。以坎、离、震、兑四正卦主四时，以其余诸卦分布十二月、值日司候，一部《周易》由此被安置进天地运行的时序框架之中。卦气说的意义，不在于它为占候提供了更多细则，而在于它使《易》从一部经典变成一种可以推演天时消息的学问。象数易学，也由此有了第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
《汉书·艺文志》记述易学的源流与传授，大意是：到汉宣帝、元帝之际，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诸家先后立于学官，民间又有费直、高相两家的学说流传。这段记载勾勒出的，正是汉代易学官学与民间并存的基本格局。
京房承孟喜门人焦延寿之学而后来居上，把象数推演推向新的精密程度。他所倡导的纳甲之法，以天干配卦、以八卦配干支，使卦爻可以与更为繁复的干支系统相沟通；爻辰之法则以爻配月、配时，把卦象进一步嵌入历法的刻度之中。八宫卦次、世应飞伏、纳甲爻辰诸说相互配合，构成一套严密的推演程式。在京房手中，易学几乎成为一门可以计算的学问：每一卦、每一爻都有了它在天时与人事坐标中的确定位置。后世以京房为象数易学的集大成者之一，正是着眼于他把象数从一种解释思路锻造成一套技术体系。
当然，孟喜、京房的易学并非闭门造出的空中楼阁。汉代是一个天人关系备受关注的时代，阴阳五行的观念弥漫于朝野，灾异之学大兴于儒生之间。象数易学以卦候天时、以爻测阴阳，正与这一时代思潮相互呼应。可以说，象数的兴起是易学对汉代学术空气的主动回应；而它以天象历法为参照的推演方式，也为后来义理派对它的批评埋下了伏笔。
二、今文与古文的分流：官学四家与费氏之传
汉代易学并非铁板一块，在文本与解易方法两个层面上，都存在着今文与古文的分野。今文易立于学官，先后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古文易以费直为代表，流传于民间。所谓今文，指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的经典文本；所谓古文，则指以先秦古文字写就、在民间流传的文本。文本的差异之外，更重要的是学术风格与传承路径的不同。
今文四家立于官学，有博士、有弟子员，是朝廷认可的正统学问。官学的地位带来传播的便利，也带来章句之学的负担：各守师法、各立门户，解说日趋繁琐，一章一句之下往往牵引出数万言的训诂。孟喜一家虽以卦气之说标新立异，但同门之中，梁丘贺、施雠的路数并不相同；京房从焦延寿处别有所承，亦自树一帜。今文易学内部的分化，说明即便在同一官学体系之中，解易的方法仍在不断裂变。
与之相对，费直的古文易走的是另一条路。费氏之学不立学官、不出家门，在民间以师承相授，其特点是长于以《彖》《象》《文言》等传文解经，重视文辞本身的训释与义理的疏通，颇近先秦易学的古意。因为远离庙堂，古文易少了官学的繁文缛节，得以保存一种较为朴实的解经面貌。后世王弼以义理扫象数，所承接的正是费直以来的古文易传统——这一线索，要到魏晋才完全显露，但种子在汉代民间已经播下。
今文与古文的分流，表面上是文本与师承之争，实质上是两种治学取向的对峙：一端是官学的制度化与技术的精密化，一端是民间的自由传授与义理的返本开新。二者各有所长，也各有局限，共同构成了汉代易学传承的双轨。
三、东汉象数的转向：郑玄、荀爽与虞翻
进入东汉，象数易学没有因今古之争而停滞，反而在几位大儒手中继续演化，只是演化的方向更为繁复。郑玄遍注群经，于《易》则主爻辰之说，以卦爻配值十二月辰，使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与岁时之序严丝合缝地对应起来。郑玄兼通今古，其易注融合费直古文与京房象数，气象恢宏而条理缜密，是东汉易学的一座枢纽。荀爽注易，力倡升降之说，主张阳升阴降、乾升坤降，以爻位的上下推移解释卦与卦、爻与爻之间的关联，为卦爻的变动提供了新的理论抓手。
虞翻是三国之际的人物，而其学统上承东汉，可视为汉代象数易学的殿军。他把纳甲与卦变之说用到极致：纳甲配合月体晦朔，以卦象拟月亮的盈亏；卦变则主张诸卦由乾、坤等消息之卦推演化生，一卦之成，皆有来路。在虞翻的体系中，几乎没有一爻不可以追溯其变化之源，几乎没有一象不可以找到其数术依据。象数推演至此，已达登峰造极之境。
然而物极必反。象数体系愈趋繁复，支离穿凿之弊也愈发明显：为求象数之通，有时不免迁经文以就己说，卦象与卦辞之间的固有联系反而被层层推演所遮蔽。义理与象数之争，在东汉末年已露端倪。后来魏晋之际王弼以老庄玄理注易，尽扫象数，固然是对汉代象数末流的反动，但若无汉代数百年象数之学的充分展开，也不会有这场矫枉过正的清算。学术的盛衰消长，往往如此。
回望汉代象数易学的传承与分流，可以看到两条线索始终缠绕：一条是方法的分化——从卦气到纳甲，从爻辰到升降、卦变，解易的技术不断翻新；另一条是格局的映射——官学与民间、今文与古文、象数与义理的对峙与交融，正是汉代学术整体面貌在易学领域的投影。同一部《周易》，在汉代不同学者手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并非经典的分裂，而恰是经典生命力的证明。那些精密繁复的推演程式，今天看来或有过当之处，但它们所体现的，是汉人试图以理性化的方式把握天地秩序的不懈努力。这份努力，连同它的得失，都已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
作者：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