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服色从来不只是衣料染成什么颜色的问题。一个王朝崇尚黑还是崇尚黄、崇尚赤，背后关联着一整套关于政权合法性的理论论证：这个王朝凭什么承接天命？它在五德终始的循环中居于什么位置？汉代的服色选择，恰好把这一问题演绎得格外曲折。从汉初承秦水德、尚黑如故，到文帝、武帝时期围绕土德改制的反复争论，再到两汉之际火德说的最终定调，其间又叠合着三统说的影响。一种服色的确定，走了将近三百年，它是五德说与三统说交织作用的结果，也是一部浓缩的汉代政治思想史。
一、汉初承秦：水德尚黑的惯性
要理解汉初的服色，先得从秦说起。据《史记·封禅书》记载，秦人自认接续周朝之后当得水德，理由是当年秦文公出猎时曾获黑龙，这被视为水德的祥瑞。于是秦以冬十月为岁首，服色尚黑，数用六，连黄河都改名为“德水”。这套安排的核心逻辑，是战国以来流行的五德终始说：木、火、土、金、水五德依相克之序循环往复，每一德主宰一个时代，王朝的兴起必有一德为其运数，服色、岁首、度量之数都要与之相配。水德配黑色，故秦人黑衣黑旄，举国尚黑。
刘邦起于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制度上多承秦旧。汉初立国，百废待兴，统治者忙于安抚天下、恢复民生，对于改正朔、易服色这类象征性的礼制工程，并没有余力也没有理论准备去触动。丞相张苍长于律历，他推衍五德之运，认为汉朝正当水德之时，于是汉初“尚黑如故”，岁首也沿用秦制，以十月为岁首。这一判断在汉初政坛居于主流地位，毕竟秦的水德之说言犹在耳，而新王朝仓促之间拿不出更权威的说法来替代它。
当然，也并非没有人意识到问题。文帝时期的青年政论家贾谊就敏锐地提出，汉兴已二十余年，天下和洽，理应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摆脱对秦制的因袭，并且草拟了一整套仪法，主张色上黄、数用五，即以土德自居。只是文帝即位之初谦让未遑，贾谊又遭朝中老臣排挤，这场改制动议最终搁置。但改制的种子已经埋下，它需要的只是一个合适的时机。
二、土德改制的波折：从公孙臣上书到太初改制
文帝十四年，鲁人公孙臣上书陈说五德终始之事。其大意是：按五德相胜之序，秦为水德，汉胜秦而当为土德；土德的应验是黄龙出现，朝廷应当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这番议论直指张苍的水德说，文帝把奏章交给丞相府评议。张苍推衍之后，认为当今仍是水德，并认定公孙臣之言不确，请文帝罢黜其议。这是改制之争的第一回合，旧说凭借宰相的权威压倒了新议。
然而事情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其后黄龙真的在成纪县出现。“黄龙见成纪”被视为土德应验的实证，文帝于是召来公孙臣，拜为博士，命他与儒生们草拟改历易服的方案，朝廷上下开始认真筹划以土德改易旧制。这是改制之争的第二回合，天意似乎站在了改革派一边。可惜好景不长，方士新垣平以望气之说取信于文帝，后来其骗局败露被诛，文帝因此对改正朔、易服色乃至祭祀神明之事都心灰意懒，土德改制再度搁置。一次祥瑞的实证，终究敌不过一次骗局带来的政治寒意。
真正的改制要等到武帝太初元年才告完成。武帝雄才大略，在位数十年间国力鼎盛，制礼作乐的时机终于成熟。太初元年，武帝正式改行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同时明确汉为土德：
色上黄，数用五。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太初改制。黄色从此成为汉廷的服色基调，数用五则贯穿于官印文书、制度仪节的细节之中。从公孙臣上书算起，这场改制争论前后绵延数十年，其间既有学术观点的交锋，也有祥瑞与骗局的搅扰，更有君臣心态的起伏。服色之改，从来不只是染坊里的事，而是朝廷顶层关于“汉家凭什么德运治天下”的反复论证。
三、火德的确立与三统说的叠合
太初改制定汉为土德，看似尘埃落定，实则暗流仍在涌动。西汉后期，另一种理论逐渐兴起并占据上风。刘向、刘歆父子重新排定五德的次序，主张五德依相生而非相克之序流转，木生火、火生土，如此循环。按照这一新谱系，周为木德，木生火，汉承接的应当是火德而非土德。这一说法巧妙之处在于，它把汉朝的世系上溯到古帝尧，论证汉家为尧的后裔，而尧在五德谱系中属火。火德配赤色，汉家尚赤的说法由此渐行于世。西汉末年社会矛盾激化，各种符命图谶往往也以“火德”为说辞，汉为火德几乎成为朝野共识。
东汉光武帝刘秀重建汉室之后，顺势接受了这一理论。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二年，光武帝在洛阳立郊兆，“始正火德，色尚赤”。至此，绵延两百余年的德运之争终于定调：汉为火德，徽帜尚赤。从汉初的水德尚黑，到武帝的土德尚黄，再到东汉的火德尚赤，汉朝的服色三易其调，每一次变动背后都是一次合法性理论的重新建构。
但事情还有更耐人寻味的一面。据陈鹏《三统说与汉晋服色》的研究，东汉的服色制度并非单纯依从五德说，而是五德说与三统说兼行并用。三统说出自董仲舒一系的春秋公羊学，认为历史按黑统、白统、赤统循环，汉居黑统，其服色、牺牲之制当依黑统之旧。因此东汉的实际制度安排颇为复杂：旗帜徽识从五德之运而尚赤，以示汉为火德；而日常服色与祭祀牺牲则依三统之说，据汉所承的黑统而定。两种理论叠合于一套制度之中，徽帜与服色各从其源，看似矛盾，实则体现了汉儒调和众说的典型思路。
这种叠合并不令人意外。五德说讲的是王朝之间承接天命的次序，回答“汉从何处来”；三统说讲的是新王受命之后如何改制立统，回答“汉当如何治”。一个偏重于证明政权来源的正当，一个偏重于安排礼制运行的细节，二者各管一段，反而可以并行不悖。东汉儒生在制度设计上的这种兼容取舍，正是汉代经学由争鸣走向整合的缩影。
四、结语
回望汉代服色的三次变动，水德尚黑是草创之际的因袭，土德尚黄是盛世之中的自我确认，火德尚赤则是两汉之际理论重构的最终定调。每一次改动，都伴随着祥瑞的出现、学者的论辩和朝廷的决断，本质上都是一场关于“汉家凭什么德运治天下”的政治论证。服色是最显眼的政治语言，它穿在百官身上，树在旌旗之上，把一个王朝对天命的理解昭告天下。从这个角度看，汉代服色的更迭史，也是古人用颜色书写的一部政治哲学史。
作者：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