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艺术东传的长途中，有一种建筑形式的变化格外耐人寻味，那就是石窟寺。今天走进敦煌莫高窟，人们看到的是一方方仿佛寺院佛殿般的洞窟空间：正面开大龛，中央设佛坛，佛像端居其中，供人礼拜瞻仰。可是追本溯源，石窟寺的祖先——印度的支提窟，却是一个以塔为中心、供僧人绕行礼拜的空间。从绕塔到拜佛，从支提窟到殿堂窟，石窟的内部空间经历了一场从“塔崇拜”到“殿崇拜”的深刻转变。可以说，石窟寺是佛教建筑中国化最直观的实物标本，它用石头记录了一种外来建筑形式如何一步步融入中国建筑的传统之中。
赵声良先生在《敦煌石窟对于全面认识中国建筑史的意义》一文中指出，敦煌石窟保存了大量建筑史研究所需的实物信息，石窟形制的演变尤其清晰地反映了外来建筑形式与中国传统建筑相结合的过程。循着这条线索，我们不妨从头说起。
印度支提窟的原型：以塔为中心的礼拜空间
石窟寺这种建筑形式发源于印度。在古印度的佛教建筑中，有一类开凿于山岩之中的洞窟，被称为支提窟，也称塔庙窟。“支提”一词，原义与塔相关，支提窟的核心，正是设置在洞窟后部的一座佛塔。
在印度佛教的早期传统中，塔是佛的象征。佛陀涅槃之后，舍利被安置于塔中，信徒对佛的礼敬，便集中体现在对塔的供养和礼拜上。支提窟的空间布局完全围绕这一宗教仪轨展开：洞窟平面多呈马蹄形或长圆形，后部正中立塔，塔周留出行走的通道，僧人进入窟中，沿塔右绕而行，以此表达对佛的崇敬。绕塔礼拜，是支提窟空间的灵魂，塔的周围必须留出可供回旋的余地，整个洞窟的形制都服务于这一仪式动作。
这样一种空间，重心在塔，而不在可供大众驻足瞻礼的殿堂。它更像是一条被岩壁包裹的礼拜通道，人是流动的，塔是恒定的。当佛教沿丝绸之路东传，这种洞窟形制也随之进入了中国的新疆和敦煌。然而，中国的建筑传统和信众的礼拜习惯，很快就开始对这件“外来的衣裳”进行裁剪改制。
中心柱窟：中国式佛塔进驻洞窟
石窟传入敦煌之后，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发生了：印度支提窟中独立的圆形覆钵塔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根从地面直通窟顶的方形柱子。这种窟形，被研究者称为中心柱窟。
中心柱窟的平面呈长方形，洞窟后部设置一根方形的中心柱，柱子的四面开龛造像，柱身直通窟顶，象征佛塔。信众进入洞窟后，依然可以绕柱而行，延续绕塔礼拜的古老仪轨；但这根柱子的形象，已经不再是印度的覆钵塔，而是中国式的方形佛塔。之所以做成方形，是因为中国的佛塔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与印度塔不同的道路——中国传统建筑以方形平面为常制，汉魏以来的楼阁式塔多为方形，石窟中的中心柱自然也随之而方。一根方柱立于窟心，既是外来的塔，又是中国的楼，两种建筑传统在石头的空间里悄然握手。
更妙的变化发生在窟顶。中心柱窟的窟顶，后半部做成平顶，与中心柱相接，保留着礼拜空间的庄严；前半部则做成“人字披”顶，即仿照中国木构建筑中人字形屋顶的形式，两坡相交，如同中国传统房屋的正脊两侧。人字披的两端，还浮塑出椽子和斗拱的形象——椽子一根根排列，斗拱一朵朵承托，完全是中国木构建筑的语汇。石头本不需要椽子和斗拱来承重，但工匠们偏偏把它们塑了出来，这说明他们心里装着的，是地面上那些木构的殿堂屋宇。中国木构建筑的形式，就这样与外来的石窟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窟是人凿的石头洞，顶却是木构的中国屋顶。
中心柱窟是过渡的形态，也是妥协的智慧。它保留了绕塔的功能，让古老的仪轨有处安放；又在形制上全面向中国建筑靠拢，让石窟开始“说中国话”。从敦煌北朝时期的洞窟中，我们至今还能看到这种交融的生动面貌。
殿堂窟：石窟变成仿佛殿的空间
到了隋唐时代，石窟形制的中国化走到了它的终点，那就是殿堂窟的成熟。
殿堂窟的平面呈方形，正壁开一个大龛，佛像安置龛中，整个空间豁然敞开，如同一座方形的殿堂。在这样的洞窟里，中心柱消失了，绕塔礼拜的路径也随之取消，信众进入窟中，面对的是正面龛中的佛像，空间的使用方式从“绕行”变成了“瞻拜”。石窟的内部不再是一条环绕圣物的通道，而是一座供人礼拜的殿堂。
唐代后期，又出现了更进一步的变化：有的殿堂窟干脆不再开龛，而是在洞窟中央设置佛坛，佛像成组地安置在坛上。坛在窟心，四周留出礼拜的空间，这与地面上寺院佛殿中设坛供佛的布局已经别无二致。五代以后，佛坛背后又延伸出直达窟顶的背屏，背屏将佛像与窟的后壁相连，如同佛殿中巨大的屏风，使整个空间的层次更加丰富，主从更加分明。至此，石窟的平面、布局和空间组织，已经与寺院佛殿完全同构。凿山为窟的石头建筑，彻底完成了向木构殿堂格局的看齐。
赵声良先生的研究提示我们，正是通过这些保存完好的石窟形制，中国建筑史上一些地面实物早已湮灭的环节，才得以被完整地认识。石窟不仅是佛教艺术的宝库，也是一部凝固的中国建筑史。
从绕塔到拜佛：一场空间重心的转移
回看石窟寺形制演变的全程，我们看到的是一条清晰的线索：印度支提窟以塔为中心，空间的重心在塔，礼拜的方式是绕行；敦煌中心柱窟以方柱为塔，空间开始向殿堂靠拢，礼拜的方式在绕行与瞻拜之间过渡；隋唐殿堂窟以大龛和佛坛为中心，空间的重心落在佛坛之上，礼拜的方式定格为瞻拜。从绕塔到拜佛，石窟内部的空间重心，从塔移到了佛坛。
这一转移的背后，是佛教在中国传播方式的深层变化。塔崇拜属于印度佛教早期的传统，而随着佛教与中国社会的深度融合，佛像礼拜、殿堂供养日益成为主流，寺院佛殿成为信众宗教生活的中心场所。石窟既是寺院建筑的延伸，便不能不入乡随俗，把外来的塔庙，改造成中国的佛殿。
石头无言，形制有情。当我们在敦煌的洞窟中仰望人字披上那排石塑的椽子与斗拱时，看到的不只是工匠的巧思，更是一种文化面对外来事物时的从容：不拒绝，也不照搬，而是在自身的传统里为它找到安放的位置。印度窟形在中国殿堂的格局中完成了最后的转身，而这转身本身，正是中华文明包容与转化之力最生动的注脚。
作者：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