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爱人，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最深刻、也最耐人寻味的分歧之一。爱人这件事，看似天经地义，可是爱到什么程度、先爱谁、后爱谁、要不要有分别，诸子百家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墨家主张兼爱，爱无差等，视人如己；儒家主张差等之爱，由亲及疏，推己及人；佛家则更进一步，讲无分别心，破除人我之相。三种爱法，三个方向，构成了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反复掂量的伦理坐标。
兼爱是平等的，差等是递进的，无分别是超越的。理解这三者，也就理解了中国思想史上一场绵延不绝的大讨论。
墨家的兼爱：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春秋战国之际，墨子目睹诸侯攻伐、家室相篡、强弱相凌，断言天下之乱皆起于不相爱。他开出的药方只有两个字：兼爱。兼，是全，是普遍；兼爱，就是不分亲疏、贵贱、贫富，平等地爱一切人。
《墨子·兼爱》中说：
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看别人的国家如同自己的国家，看别人的家族如同自己的家族，看别人的身体如同自己的身体。若人人都能如此，盗贼不再有，攻伐不再起，天下自然大治。在墨子看来，儒家那种先爱自己家人、再渐次推广出去的爱，正是制造隔阂与争夺的根源——爱一旦有了厚薄，人我便有了界线，界线之处便是冲突生发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墨家的兼爱带有鲜明的功利色彩。墨子讲兼相爱，紧接着便是交相利：你爱别人，别人也爱你；你利别人，别人也利你。兼爱不是空洞的慈悲心肠，而是一套社会治理方案——通过互爱互利，使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富者不侮贫，从而从根本上消除天下之乱。正因如此，孟子批评墨子兼爱是无父，斥其学说为禽兽之道；这一批评是否公允姑且不论，但它恰恰说明，兼爱对宗法血缘秩序的冲击力有多么巨大。
儒家的差等之爱：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面对墨家的挑战，儒家亮出了自己的立场：爱，本来就有差等。
《孟子·尽心上》说：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亲爱自己的亲人，进而仁爱百姓，再进而爱惜万物。这是一个由内向外、层层推扩的结构：父母兄弟是圆心，乡党朋友是内圈，天下苍生是外圈，鸟兽草木是最外围。爱从圆心出发，一圈一圈荡漾开去，越远越淡，却始终不断。
儒家为什么坚持差等？因为差等之爱本于人的自然情感。一个孩子呱呱坠地，首先依恋的是父母；长大之后，亲爱的是家人；走向社会，才谈得上爱众。爱父母胜过爱路人，这是人之常情，是天然如此、无须论证的情感事实。儒家认为，伦理不能违背人情而建立，而应当顺应人情、培养人情。仁不是一个抽象的平等原则，而是从亲亲之情中生长出来的德行。试想一个连父母都不爱的人，说他平等地爱天下人，这在儒家看来不是高尚，而是可疑——正如一棵没有根的树，不可能枝繁叶茂。
所以儒家的差等不是爱的减少，而是爱的次第。由近及远，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差等之爱是人伦的起点，也是推扩的阶梯：承认情感的亲疏之别，但不停留在亲疏之别，而是一步步把这份爱推广出去，直至民胞物与的境界。
佛家的无分别：同体大悲，无缘大慈
如果说墨家抹平了亲疏的差等，那么佛家走得更彻底——连人我的界线也要一并打破。
佛家讲无分别心，不仅没有亲疏之分，甚至没有自他之别。《坛经》记慧能说法，处处强调破除分别、远离执着。在佛家看来，人之所以有爱憎取舍，是因为心中先立了一个我，与我相亲的便爱，与我相疏的便不爱，与我为敌的便憎。这个我相、人相的对立，正是烦恼的根源。修行所要破除的，正是这种二元分别。
由此生出的慈悲，被称为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所谓同体，是把众生看作与自同一体，众生之苦即我之苦，如同母亲看待独子，没有条件，没有拣择；所谓无缘，是不讲对象、不计关系、不求回报。这种慈悲不建立在血缘之上，也不建立在互惠之上，而建立在对众生平等的体认之上。
需要说明的是，无分别不是没有是非、不分好坏。无分别破的是人我执着，是在慈悲心上的平等无差，而不是抹杀善恶、混淆黑白。恰恰相反，正因为看清了执着于分别所带来的苦，才要在心上做到不起亲疏之念。这是超越，而不是糊涂。
三种爱法的对照与互补
把三家放在一起看，分歧便格外清晰：墨家的兼爱是平等的，要一视同仁地爱；儒家的差等是递进的，承认爱的亲疏次第；佛家的无分别是超越的，要从心上泯灭人我之别。墨家着眼于社会秩序的重建，以互利求天下之治；儒家着眼于人情伦理的安顿，以亲亲为仁爱之本；佛家着眼于心灵执着的破除，以平等慈悲通向解脱。
这场争论没有最终的胜负，却深刻地塑造了中国人的伦理世界。日常生活中，人们遵从的是儒家的差等之爱，先齐家而后兼济天下；面对公共事务与弱者疾苦时，墨家的兼爱与交相利时时显现；而在修身养性的层面上，佛家破除人我的平等心，又为人提供了超越一己得失的境界。三种爱法彼此争辩，也彼此补足，共同丰富了中国文化中爱这一字的厚度。
爱有差等还是爱无差等，也许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但正是这个古老的追问，让我们在今天思考如何爱人、如何自处时，依然能听到两千多年前诸子回响的声音。
作者：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