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春，是唐代长安城最负盛名的春日习俗。早春时节，城中士女相携出城，到郊外探看春色、游宴赏花，看柳色初匀，看春水初生。所谓探春，一个“探”字用得极妙：春色尚在将醒未醒之际，人们按捺不住对春天的渴盼，不等花开满城，便先一步去寻访春的踪迹。这种迫不及待的心情，本身就带着盛唐时代特有的蓬勃生气。
在唐代，探春又不仅仅是寻常意义上的踏青。它与宴饮、社交、诗酒唱和紧紧交织在一起，成为长安城春日生活里最具声势的一桩盛事。每到上巳、寒食、清明前后，曲江池畔车马填咽，冠盖如云，帐篷连绵，歌舞喧阗。探春，由此成为观察盛唐气象的一扇窗口：从这里，可以望见一座都城的繁华，也望见一个时代的自信与从容。
一、探春的起源：从郊外寻春到进士探花
探春之俗，兴于唐代。唐以前虽有春日郊游的传统，但将早春出游发展为一种风靡都城的岁时风俗，并以“探春”之名相称，则是唐人的创造。长安城地处关中，冬寒去得迟，人们对春意的盼望也就格外殷切。东风乍起，冰雪初融，城中的男女老少便纷纷走出坊门，到曲江、乐游原等处探看春色。乐游原地势高敞，登临其上可以俯瞰全城；曲江池则水光潋滟，花木繁茂，是寻春的首选之地。
探春的兴起，还与唐代科举文化有着深切的关联。唐代科举放榜之后，新科进士要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其中最风雅的当属探花宴。据五代王定保《唐摭言》记载，进士及第后，于杏园宴会之前，先要推选同榜中年少俊秀者为探花使，亦称探花郎，骑马遍游长安名园，采摘名花。若他人先折得名花，探花使还要受罚。这种以“探花”为名的游宴，把少年登科的春风得意与满城春色融为一体，使“探春”二字平添了一层金榜题名的喜悦。
可以说，探春习俗的底色是双重的：它既顺应着自然的节律，回应着大地回春的召唤；又呼应着人世的荣华，承载着士人对功名与前程的庆贺。自然的春天与人生的春天，在长安城的郊野上交汇，这正是探春区别于一般踏青之处，也是它在唐代格外兴盛的原因。
二、探春的游宴：曲江池畔的倾城之会
探春既是游赏，更是游宴。唐人的探春从来不是匆匆一瞥，而是携酒设筵、尽日流连的郑重其事。长安城的探春游宴，以曲江池为中心。曲江在城东南，流水曲折，池岸遍植花木，自开元以来经屡次疏浚修整，成为都中第一游览胜地。每年三月上巳、寒食、清明这几个相连的节日期间，长安倾城而出，曲江池畔帐幕相望，酒食竞陈，乐声不断。
这种盛况，诗人杜甫在《丽人行》中留下了最著名的写照：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上巳之日，天气一新，曲江池边游春的丽人成群结队。诗中接着铺陈她们服饰的华美、宴饮的精致，虽是另有所讽，却把探春游宴的富丽场面刻画得如在目前。绣罗衣裳、珠压腰衱，水边的帐幕里陈设着水陆珍馐，远处是皇家的赐宴与车骑的喧嚣。一幅春日出游图，其实也是一幅盛唐都会的繁华图。
游宴中的节目，远不止饮酒赏花。仕女们踏青斗草，少年们走马放鹰，文人则临流赋诗、曲水流觞。上巳日本有临水祓禊的古俗，魏晋以来演为文人雅集，唐人承其余绪，又添上宴游的豪兴。皇室也常常参与进来：皇帝于曲江赐宴群臣，与民同乐，新科进士的杏园宴、关宴也多在曲江一带举行。朝廷与士民同游一池春水，这种上下同乐的场面，在古代都城中是不多见的。
三、探春的盛唐气象：开放、华美与诗意
探春游宴之所以值得反复言说，是因为它是盛唐气象的一个典型切片。所谓盛唐气象，不只在于国力强盛、疆域辽阔，更在于一种开放、自信、富于美感的社会心态。这种心态，在曲江池畔的探春活动中体现得格外分明。
首先是开放的社交。唐代的探春游宴，士庶同游，男女杂坐，贵胄与布衣共赏一池春水。女子可以盛装出游，士人可以即席赋诗，社会生活的宽松与活跃，于此可见一斑。《全唐诗》中留存的大量上巳、寒食、清明的曲江诗，正是这种公共生活的记录：或写宴饮之乐，或写春色之美，或写仕女之盛，共同构成了一部诗的探春史。
其次是华美的服饰与讲究的宴饮。从《丽人行》的描写到唐诗中的处处吟咏，探春时节的长安丽人衣饰之精工、筵席之奢丽，都指向一个物质丰裕、审美自觉的时代。人们愿意为一次春日出游倾注心力，恰恰说明日常生活有余裕，精神世界有追求。
更深一层，是赏花中的诗意。唐人探春，看花不是闲看，而是与诗歌互为表里。一枝杏花可以引出及第的欢喜，一池春水可以照见人生的感慨。自然之美经由诗人的眼睛转化为不朽的诗句，而这些诗句又反过来塑造了后人对于春天、对于长安的想象。探春因此不只是一项岁时习俗，更成为一种文化创造的活动。
今天重读这些记载与诗篇，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唐代长安城一场热闹的春日游宴，更是一个时代如何以审美的方式安顿自己的生活。探春之“探”，是对自然的亲近，是对节候的珍重，也是对生命之春的礼赞。这份从容与欢欣，穿越千年，依然能让我们心生向往。
作者：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