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真宗朝初年，朝堂之上有一位以沉稳寡言著称的宰相。他历相多年，不以更张变法邀名，不以兴利除害立威，去世后却被同僚与后世称为“圣相”。他便是李沆（947—1004），字太初，洺州肥乡（今河北肥乡）人。《宋史·李沆传》记载，宋真宗曾向他请教治国之道何事最为急先，李沆的回答只有一句，却道出了北宋前期政治的一种自觉取向：
不用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此最为先。
所谓“浮薄新进喜事之人”，指的是那些资历尚浅、性情轻锐、急于立功而喜好生事的官员。真宗追问具体所指，李沆直言不讳，举出梅询、曾致尧等人，认为此辈虽然才具可观，但锋芒太露、急于进身，一旦置身要地，便容易以改弦更张为能事，搅扰已成之局。真宗当时深以为然。据史传所载，李沆在世时，这些人始终未获大用；待到李沆去世之后，他们才陆续得到进用。一抑一扬之间，正可见李沆生前在用人关口上的把守之力。
要理解这句看似平常的答语，须放回北宋前期的政治环境中去看。宋兴已数十年，太祖、太宗两朝渐次削平割据、确立规制，朝廷的防制之法已称得上纤悉备具。到真宗即位，天下承平日久，国家治理面对的主要问题，不再是开创新局，而是如何守住已成之局。在这样的时势下，新进之士若动辄以“兴利除害”为名倡言变革，表面上锐意进取，实际上每行一事，往往牵动全局，所伤可能远多于所得。李沆所谓“不用”，并非排斥人才，而是警惕以生事为能事的政治风气。
李沆的保守，不止体现在用人一途，更贯穿于他处理朝政的日常风格之中。史载他每次朝谒奏事完毕，必定将四方水旱、盗贼以及民间不孝、恶逆之事一一奏闻，让年轻的皇帝知晓天下尚有艰难之处。参知政事王旦起初不解，以为这些细事不必烦扰圣听。李沆的回答意味深长：
人主少年，当使知四方艰难。不然，血气方刚，不留意声色犬马，则土木、甲兵、祷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见此，此参政他日之忧也。
这段话道破了他施政的深层用意：皇帝年少，若以为四海晏然、无事可为，便容易将精力投向声色、土木、征伐与祠祀。让君主常存忧惧之心，正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后来的事态竟不幸被他言中。李沆去世后，契丹既和、西夏纳款，真宗以为天下太平，于是东封泰山、西祀汾阴，大营宫观，天书封禅之事接踵而行，靡有暇日。王旦亲历其间，回首往事，深服李沆先见之明，叹道：“李文靖真圣人也。”当时人于是称李沆为“圣相”。
与此相表里的，是他对“言利害”的态度。当时朝廷内外陈奏利害、请求更革的章疏络绎不绝，李沆一概搁置不报。他的理由说得极为坦白，也正是理解其治道的关键所在：
居重位实无补，惟中外所陈利害，一切报罢之，此少以报国尔。
身居相位，自认无大补益，所能报效国家的，唯有把那些纷纷攘攘的陈请一概压下。他还进一步解释：朝廷防制，纤悉备具，若徇从所请，施行一事，所伤必多。他又引唐代陆象先“庸人扰之”之语为戒——天下本自无事，往往是急于求功的官吏将它搅扰出事来；那些侥薄之人只顾一时之进，哪里会顾念因此受扰的百姓。这番话不是推诿，而是一种深思熟虑之后的自我克制：宰相之贵，有时不在有为，而在能挡住那些不该为的事。
由此可见，李沆的保守治道是一种自觉的选择，而非才力不济的消极因循。他并非看不见朝政的积弊，也并非没有更革的权柄，而是清醒地判断：在制度大体完备、民生粗安的局势下，频繁更张的代价远高于收益，轻锐喜事之臣一旦得志，所激起的波澜最终都要由天下百姓承担。史家以“镇重”二字概括他的风格——镇者，镇抚群情、不轻动摇；重者，持重守成、不轻言利害更革。这种以“不动”为治理智慧的取向，构成了北宋前期政治文化中极有特色的一页。
当然，从后世的眼光看，保守治道亦有其限度。过分压抑新进、一概搁置陈请，难免使若干真实的问题被延宕，也使有为者感到沉闷。北宋中叶以后，积弊日深，庆历、熙宁之际的变法呼声终于不可遏止，正说明“镇重”只能适应承平之时，未必足以应对积重之势。然而回到咸平年间的具体处境，李沆的选择仍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他以一人之“镇重”，为朝廷守住了用人与施政的两道关口，为真宗初政赢得了一段安定的岁月，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值得反复思量的政治命题——治国之道，有时不在于多做，而在于知道何事不可轻做。
作者：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