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诸子蜂起。在儒、墨、道、法诸家以治国安民为务的主流之外，还有一支以辨析名实为业的学派——名家。名家之中，赵人公孙龙①以”白马非马”②与”离坚白”③两大论题最为知名。这两个命题乍一看近乎诡辩：白马分明是马，坚与白分明同在一块石头上，何以”非”之、”离”之？然而，如果我们耐心走进《公孙龙子》的文本，就会发现这些看似诡谲的论题背后，有一套相当严谨的名学方法论。公孙龙的真正用意，不是颠覆常识取乐，而是澄清”名”与”实”之间应当保持的一一对应关系。在名实散乱、政令淆乱的战国时代，这种辨析自有其深沉的现实关怀。
一、白马非马：单名与复名的分野
”白马非马”的故事，《公孙龙子·迹府》中记有其流传：公孙龙骑白马过关，关吏以”马不得过”为由拦阻，公孙龙答以”我骑的是白马，白马非马”，竟以此过关。这段记载带有传说色彩，但也说明”白马非马”在当时已成为公孙龙的标志性论题。其正面论证，则见于《白马论》。
《白马论》的核心论证是：
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意思是说，”马”这个名称是用来命名形体的，”白”这个名称是用来命名颜色的。命名颜色的词并不等于命名形体的词，所以说”白马非马”。这里公孙龙实际上区分了两类名称：”马”是单名④，指称单一对象；”白马”是复名⑤，指称”白”与”马”复合而成的对象。单名”马”只要求形体之实，而复名”白马”在形体之外还要求颜色之实。二者的内涵不同，所指的范围自然也不同。
《白马论》中还有一段广为传诵的论证：求马，黄马、黑马都可以算数；求白马，黄马、黑马就不可以算数了。假如白马就是马，那么”求马”与”求白马”应当得到同样的应答，事实却不然——这恰恰证明”白马”之名与”马”之名并不等同。公孙龙还指出，”马”这个名称对颜色无所限定，所以黄马、黑马皆可为应；”白马”则限定了颜色，去掉了白，剩下的就只是马，不能再叫白马。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公孙龙并非否认白马属于马这一类日常事实，而是在名称的层面上强调：内涵不同的两个名，不能随意互换、混用。这种对名称涵义的精细分辨，正是名家之学的看家本领。
二、离坚白：感官路径与属性之相离
如果说”白马非马”辨析的是名与名的关系，那么”离坚白”辨析的则是属性与属性的关系。《坚白论》设问：一块坚硬的白石头，”坚””白””石”三者可以并称吗？公孙龙的回答是否定的，其论证如下：
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得其坚也，无白也。
大意是：用眼睛去看石头，得不到它的坚，只得到它的白，此时于视觉而言没有坚；用手去抚摸石头，得不到它的白，只得到它的坚，此时于触觉而言没有白。坚与白分别由不同的感官所把握，在具体的感知经验中，二者并不能同时呈现。看见白的时候坚是”藏”起来的，摸到坚的时候白是”藏”起来的——既然它们可以彼此分离地显现，就说明坚与白本是相离的。
这一论证常被今人讥为混淆了”感知不到”与”不存在”。从现代知识论看，感官通道的分殊并不能推翻属性共存于物体这一事实，这种批评有其道理。但若把《坚白论》放回名学的语境中，公孙龙真正关心的是：”坚”之名由触觉而定，”白”之名由视觉而定，两个名各有其成立的根据，各有其对应的实，不可混为一谈。所谓”离”，与其说是断言属性在物体中彼此隔绝，不如说是强调在名与实的对应关系上，坚与白必须分别安顿。这与”白马非马”的方法论是一贯的——都是通过分辨名的差异，来维护名实对应的严格性。也正因如此，后世将公孙龙一派称为名家中的”离坚白”派。
三、辨名以正实：公孙龙名学的旨趣
读《公孙龙子》，很容易产生一种印象：这是一位以奇谈怪论逞口舌之快的辩士。历史上确也如此评价过它，”诡辩”二字几乎成了公孙龙的标签。然而近年的研究正在纠正这种成见。如陈林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辨名以正实：〈公孙龙子〉的辨析方法及其思想史意义》所揭示的，公孙龙的辨析方法有其内在理路，其思想史意义不容低估。
公孙龙所处的战国时代，周文疲敝，礼坏乐崩，旧有的名分体系大量瓦解，”名实相怨”、名实散乱成为普遍的时代病症。名不副实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名实的混乱不只是语言问题，更直接关涉政治秩序与社会生活。孔子讲”正名”，墨子讲”以名举实”，后期墨家作《墨辩》以论名理，荀子作《正名》，各家都在回应同一个问题。公孙龙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不从伦理政教的角度谈正名，而是把”名”本身作为对象，追究每一个名的确切涵义与适用范围，辨析名与名、名与实之间的同异界限。”白马非马”辨的是单名与复名之别，”离坚白”辨的是不同感觉属性之名之别，二者都是这一方法论的具体运用。
因此，先秦名学的根本旨趣，不在于像古希腊逻辑学那样构建思维形式的普遍法则，而在于通过对”名”的细致辨析来回应名实散乱的时代问题。公孙龙的论题看似违逆常识，实则以极端的方式逼迫人们思考：我们平时脱口而出的名称，究竟指称什么？名与实之间的对应，究竟在何种条件下成立？这种追问，对于养成概念的明晰性与语言的精确性，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孙龙不仅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史上的重要一环，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理性精神的早期代表。今天重读”白马非马”与”离坚白”，我们不必急于以诡辩二字轻轻抹过，而应看到那层奇诡外衣之下，一颗较真于名实、求索于辨析的求真之心。
作者：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