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中的双重面相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在这样一个“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时代，曹操（155—220）以其雄才大略登上历史舞台。他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是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据《世说新语·识鉴》记载，名士许劭曾评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一评语流传千年，几乎成为后世认识曹操的起点。能臣与奸雄，两种看似矛盾的面相，恰恰构成了曹操复杂而立体的历史形象。要理解这个人，既不能只看他拨乱反正的功业，也不能只盯住他权谋机变的手段，而应当把他放回那个动荡的时代之中，作一番整体的考察。
一、治世之能臣
曹操的历史功业，首先体现在他对北方秩序的重建上。东汉末年，连年战乱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粮食匮乏成为各路势力的共同困境。建安元年（196年），曹操采纳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在许都一带推行屯田制，招募流民，分配无主荒地，由官府提供耕牛、农具和种子，收获按比例分成。屯田制的推行，使荒芜的土地重新得到开垦。史载此后州郡遍置田官，所到之处多有积谷，军队征伐四方，不再有长途转运粮食之劳。这一制度既缓解了军粮压力，也安置了大量流民，为北方社会经济的恢复打下了基础。
与屯田相配合的，是曹操在用人上的大胆革新。他先后颁布《求贤令》《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等，明确提出“唯才是举”的主张，反对东汉以来以门第、德行名望取人的积习。在《求贤令》中，他直言“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他所看重的是实际才干，甚至公开表示，即使有人品行上有瑕疵，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也不应弃而不用。这种务实的人才观，使一批出身寒微而有真才实学的人得以进入曹操的幕府，为其事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
在治理地方上，曹操也颇费心力。他注意抑制豪强兼并，整顿吏治，强调以法治军治民，使长期失控的北方社会逐渐恢复秩序。屯田所获充实了仓储，水利的修复扩大了耕地，流民重新附着于土地，凋敝的乡村得以喘息。正是有了较为稳固的后方，曹操才能够在前线屡屡用兵而不致困顿。从这个意义上说，曹操不仅是一位善战的统帅，也是一位懂得经营根本的政治家。
军事上，曹操自陈留起兵，历经讨董卓、破吕布、灭袁术、败袁绍诸役，逐步削平北方割据势力。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之战，他以劣势兵力击败实力雄厚的袁绍，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建安十二年（207年）北征乌桓，扫平北方边患。至其晚年，中原地区结束长期混战，社会趋于安定，百姓得以稍事休养生息，也为后来曹魏立国奠定了根基。从屯田、用人、用兵三端来看，称曹操为“治世之能臣”，并非虚誉。
二、乱世之奸雄
然而，曹操的另一面也同样醒目，甚至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建安元年，他迎汉献帝迁都于许，从此以朝廷名义号令四方，后世称之为“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策略在政治上极为高明，使他在群雄之中占据了名分上的制高点，却也让曹操被后世一些持正统立场者视为汉室的潜在威胁。拥护汉室者视其为篡逆之渐，而曹操本人则长期以汉臣自居。这种名与实之间的张力，几乎贯穿了他的后半生。
建安五年，车骑将军董承等人称受汉献帝密诏，图谋诛杀曹操，事泄之后，董承等被处死。建安十九年（214年），伏皇后又因牵连反对曹操的密谋而被废黜，不久遇害。这些事件，成为后世评判曹操“奸雄”形象的重要依据。在传统正统史观的影响下，曹操长期被塑造成阴险狠戾的反面人物。不过，若回到当时政治斗争的实际情形，这些举动既是权力角逐的产物，也折射出曹操在名分与实权之间难以两全的处境。将其简单归为“奸”，固然痛快，却未必能触及历史的复杂。
平心而论，“奸雄”二字所概括的，与其说是曹操的道德品格，不如说是那个时代权力逻辑的写照。乱世之中，成王败寇，仁厚与狠决常常并存于一人之身。曹操的可议之处，在于他既以汉臣自居，又切实掌握着凌驾于朝廷之上的权力；他所面对的，是一个旧秩序已然崩解、新秩序尚未建立的过渡时代。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他为何既为一时之雄，又始终难以摆脱后世的争议。
三、开一代文风的诗人
若论曹操在文化上的贡献，则须另立一章。他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与其子曹丕、曹植并称“三曹”，又与孔融、陈琳、王粲等“建安七子”共同推动了建安文学的繁荣。他的诗篇如《短歌行》《观沧海》《龟虽寿》，慷慨悲凉，气象开阔，开一代“建安风骨”。所谓建安风骨，是指建安时期文学作品中那种刚健有力、直面现实、慷慨悲凉的风格，曹操正是其开创者与代表者。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观沧海》以宏阔的想象写大海吞吐日月、包蕴星河的气象，寄寓着一统天下的胸襟。而《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更以老马自况，道出暮年不衰的进取之心。《短歌行》则反复吟咏求贤之忧与建功之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慨，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抱负交织在一起，既有对人生短促的深沉体认，也有对贤才归附的热切期盼。这些诗句，至今读来仍能感受到那个时代特有的慷慨之气。
结语
陈寿在《三国志·魏书·武帝纪》篇末评曹操，称其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这一评价与许劭的“能臣”“奸雄”之说遥相呼应。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随时代与立场而流转。曹操既非单纯的能臣，也非简单的奸雄，而是一个在乱世中以其才略、权谋与文采留下深刻印记的复杂人物。理解曹操，不在一言定其功过，而在于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看清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在那个时代里所作出的选择。能臣也好，奸雄也罢，都是后人从不同角度投射的影子，而真实的历史，永远比一句评语更为丰盈。
作者：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