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二〇二年，项羽兵败自刎于乌江，刘邦在定陶即皇帝位，一个起于布衣的军功集团接管了天下。马上取天下，刘邦做得干净利落；可天下既定之后该如何守、如何治，他并没有现成的答案。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谋臣陆贾用一句反问，把这个问题摆到了他面前。
一、一句反诘的现场
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陆贾常常在刘邦面前称引《诗》《书》。刘邦听得不耐烦，破口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意思是，你老子是骑在马上打下的天下，读这些《诗》《书》又有什么用。
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
面对这样的质问，刘邦的反应很值得玩味。《史记》接着写道，他“不怿而有惭色”，随后让陆贾试着为他总结秦朝失天下、汉家得天下的原因，并考察古代成败之国的经验。陆贾于是“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上一篇，刘邦没有不称好的，左右侍从甚至高呼万岁，这部书被命名为《新语》。
一句“宁可以马上治之乎”，问的是方法，指向的却是政权的根本。它把“打天下”与“治天下”明确区分为两件事，并且提醒：前者的逻辑——武力、命令、胜负——并不能自动延续为后者的逻辑。
二、陆贾其人：从定天下到使南越
要理解这句话的分量，先要知道说这话的是谁。陆贾是楚人，以宾客身份跟随刘邦平定天下，以能言善辩闻名，常年随侍左右，充当使者往来于诸侯之间。他不是坐而论道的书生，而是真正在刀兵与外交第一线滚过的人。
汉高祖末年，他奉命出使南越，说服赵佗接受汉朝册封的南越王印号，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南疆战事。汉文帝时，他又一次出使南越，使赵佗去除帝号、重新称臣。这样一位在战场上、谈判桌上都见过胜负的人，说出“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话，分量自然不同于一般文士的空谈。
更能说明他政治眼光的，是他与陈平、周勃的交往。他曾劝陈平与掌兵的周勃结好，认为天下安定要看丞相，天下有危要看将帅，将相和睦，士人才会归附。后来诛除诸吕、迎立汉文帝，《史记》说“陆生颇有力焉”。足见他既懂“治”，也懂“势”。
三、“逆取顺守”：一句话背后的思想来路
陆贾的反问不是临场机智，而是有思想准备的。他所说的“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指的是商汤放逐夏桀、周武王讨伐商纣，都是以武力取得天下，即所谓“逆取”；取得之后，转而以顺应民心、施行教化的方式守成，即所谓“顺守”。取与守，用的是两套不同的道理。
这一思路的根子，一头在儒家。先秦儒家讲“为政以德”，讲“仁者爱人”，都把民心向背看作政权能否长久的关键。另一头在道家。老子讲“治大国若烹小鲜”，讲清静、少事、不扰民，提醒统治者节制自己的欲望与作为。陆贾把这两路资源接在一起：以仁义德教为治理的内容，以清静少事为治理的方式。这正是“文武并用”四个字的底色。
需要说明的是，“文武并用”里的“文”，并不等于只读经书；它指的是一整套与武力不同的治理手段——制度、礼乐、教化、名分，以及让百姓安于耕织的秩序。“武”也不等于好战，而是指在必要时刻维护国家统一的实力与决断。二者不是先后替代的关系，而是同时并用、各有其位。
在陆贾之前，刘邦集团里其实已经有人做过类似的尝试。儒生叔孙通为刘邦制定朝仪，长乐宫建成，群臣依礼朝贺，无人喧哗失礼，刘邦这才感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朝仪是“文”，打天下是“武”，刘邦从得意于“马上”到受用于“朝仪”，心境的转变，与陆贾那一问所推动的方向是一致的。
四、刘邦为什么从“骂之”到“称善”
刘邦并非天生的儒生爱好者，他骂陆贾，骂得很真实。但他最终接受，同样真实。原因大致有三层。
第一层是现实的压力。秦以严刑峻法统一天下，却在十几年间土崩瓦解，这个教训太近、太惨烈。如果汉家继续沿用秦的老路，等于把秦的覆辙再走一遍。陆贾那句“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正戳在这个痛处上。
第二层是社会的疲惫。秦末以来连年战乱，人口锐减、田野荒芜，百姓最需要的是喘息，而不是新的征发与刑戮。此时若继续以“马上”的方式治理，非但不能安民，反而会激化矛盾。
第三层是政权自身的需要。打天下靠军功，治天下却需要秩序、名分与认同。一个纯粹由武力维系的政权，随时可能被另一支武力取代；只有把统治建立在制度与人心之上，才谈得上“长久之术”。刘邦“不怿而有惭色”，那点惭愧，其实是一个开国君主的政治自觉。
五、《新语》十二篇：秦亡教训的系统总结
接受一句反问，与把这句反问落实为治国思路，中间还隔着一次系统的工作。刘邦交给陆贾的任务很明确：把秦为什么失天下、汉为什么得天下讲清楚，并把古来成败之国的经验一并梳理。陆贾交出的答卷，就是《新语》十二篇。
今本《新语》篇目依次为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辨惑、慎微、资质、至德、怀虑、本行、明诫、思务。从篇名即可看出其关心所在：既讲“道基”“至德”这样的根本，也讲“辅政”“本行”这样的实务，其中更专立《无为》一篇，主张君主清静少事、不夺民时。历史反思在这里被转换成了一套具体的施政主张。
也正因如此，《新语》被后人视为汉初思想转型的一份纲领性文献。它把秦亡的教训归结为“任刑法”而不知变通、恃武而亡，同时为汉家开出了一条“行仁义”“法先圣”的路线。
六、从“文武并用”到“无为而治”
陆贾的主张在汉初的政治实践中很快找到了回响。萧何制定律令制度，曹参继任丞相后一概沿用，不作更改，后世称为“萧规曹随”。曹参此前做齐国丞相时，曾请教治黄老之学的盖公，得到“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一类的意见，用在齐地颇有成效，入朝为相后仍守此道。
汉惠帝、吕后时期，朝廷大体延续与民休息的方针；到汉文帝、汉景帝，轻徭薄赋、约法省禁成为朝野共识。“文武并用”提供的是治道的框架，“无为而治”提供的是施政的尺度，两者在汉初合流，构成一种克制而有弹性的统治方式：朝廷少折腾，百姓得以安于田亩，社会元气慢慢恢复。
七、效果：文景之治的思想底色
检验一种主张，最终要看效果。汉文帝、汉景帝在位约四十年间，社会相对安定，经济逐步恢复，史称“文景之治”。田租一度减至三十税一，文帝还废除了肉刑，这些措施的背后，都是“与民休息”四个字。
到汉武帝初年，距离汉朝建立已近七十年，《汉书·食货志》追述当时的景象，大意是说国家长久无事，若非遇上水旱之灾，百姓大多家给人足，城乡仓廪充实，府库尚有余财。这样的局面当然由多种因素共同造就，但汉初确立的治道方向，无疑是其中重要的一条。
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遗产。陆贾那一问，使“攻守异势”成为此后讨论治国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后来贾谊写《过秦论》，分析秦亡的原因，落在“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上，与陆贾的思路一脉相承。从陆贾到贾谊，汉初士人反复申说的，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可以凭力量取得的东西，未必能凭力量守住。
需要补充的是，汉初的“无为而治”并非放任不管。它是有前提的：律令已经粗定，秩序已经建立，朝廷要做的是不轻易更张、不横生事端。若把“无为”理解为无所作为，那就走到陆贾本意的反面去了。
八、结语：一句反问答了三个问题
回到文章开头的问题。陆贾的主张是什么？是“文武并用”，是治天下须行仁义、法先圣，而非一味任刑恃武。这一主张怎么用？刘邦命他著《新语》十二篇，系统总结秦亡教训，汉初的施政随之从纯任武力转向与民休息。效果如何？文景时期社会安定、经济恢复，为后来汉朝的强盛积蓄了力量，也在观念上确立了“攻守异势”的共识。
一句“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区区十余字，却问出了古代政治思想中一个持久的命题：取得政权的方式，不能直接等同于治理政权的方式。它提醒后来者，任何靠单一手段取得的成功，都需要在新的处境里重新寻找自己的道理。这或许就是这句话穿越两千余年，仍然被人反复提起的原因。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
[汉]陆贾著，王利器校注：《新语校注》，中华书局1986年版。
注释
① 陆贾：汉初谋臣，楚人，从刘邦定天下，著有《新语》。
② 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语出《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意为可以靠武力夺取天下，但能靠武力治理天下吗。
③ 文武并用：陆贾提出的治道主张，意为文治与武功并用。
④ 叔孙通：汉初儒生，为刘邦制定朝仪。
⑤ 萧规曹随：指曹参继萧何为相后，沿用萧何所定律令制度，不加变更；后用以比喻沿袭前人成规。
⑥ 黄老：指黄帝、老子之学，汉初盛行的一种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治思想。
⑦ 文景之治：西汉文帝、景帝时期出现的相对安定富足的局面。
⑧ 赵佗：秦末汉初南越国的创建者，曾受汉朝册封为南越王。
⑨ 盖公：汉初治黄老之学的学者，曹参为齐国丞相时曾向他请教治道。
作者：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