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基本处境，不是某一学派的专属命题。同样面对贫困，中国思想史上至少开出三种不同的态度：儒家主张“安贫”，道家主张“忘贫”，先秦纵横家与后世功利主义者则主张“恶贫”。三者的分歧，表面看是对贫困的好恶之别，实则是对“何谓贫”的不同界定。与其急于评判高下，不如先辨析其各自的理由。
一、安贫：安于义，非安于穷
“安贫”最容易被误读为对贫困的美化。要澄清这一点，须回到它的原始语境。《论语·卫灵公》记孔子厄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从者病倒，子路带着怨气来问：“君子亦有穷乎？”孔子的回答是：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这句话的落点在“固”字。“固”是固守、坚守之意。孔子说的是：君子在困厄中仍能守住自己，小人一旦困厄便会失去分寸、胡作非为。贫困在此不是被赞美的对象，而是检验人格的处境。穷本身没有价值，穷而不失其守，才有价值。
这一点在颜回身上看得更清楚。《论语·雍也》载孔子叹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值得注意的是“不改其乐”四字——颜回并非乐在“一箪食，一瓢饮”，而是别有所乐，故贫不改其乐。孔子自己的表述更明白：“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若所乐果在于贫，则“不义而富且贵”便不必辞；正因为所乐在于道，富贵才可辞。所以“安贫”的准确含义是“安于义”，而非“安于穷”。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儒家对贫贱的态度。《论语·泰伯》有言：“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政治清明之时而贫贱，是可耻的；政治昏暗之时而富贵，也是可耻的。可见儒家并不以贫为荣，恰恰相反，它认为在应当有为的时代却沦于贫贱，是一种耻辱。儒家之“安贫”是有前提的：这贫困必须是守义的结果，而非苟且的产物。所以，把“安贫”说成“美贫”，是把一个道德命题简化成了生活态度。
二、恶贫：以势位为衡
与儒家相反，先秦纵横家直截了当地把贫困视为耻辱。《战国策·秦策一》载苏秦游说秦惠王失败，“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尽”，狼狈归家，结果是“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他发愤读书，困倦时以锥刺股，终于身佩六国相印，途经家门，家人“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嫂更是“蛇行匍伏”。苏秦于是感叹：
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忽乎哉？
这里“恶贫”的理由被讲得很直白：贫困不只是物质的匮乏，更是社会地位与人际关系的失落。在苏秦看来，人若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便连至亲都会轻慢。求富因此不是贪欲，而是重新赢回尊严的手段。
后世功利主义者的思路与此相通。在心性义理之外，另有经世事功一派，强调财用与实务，不以空谈心性为高。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更把求富视为人情之常与治理之要：他引“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又据谚语总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明确指出：“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这些表述都指向一个判断：贫困消磨人的能力与体面，求富是人的正当本能，也是社会活力的来源。
那么，恶贫是否与儒家根本冲突？未必。《论语·里仁》记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并不否认“人之所欲”与“人之所恶”，他甚至承认富贵是人人想要的、贫贱是人人厌恶的。所以三家的真正分歧不在“要不要富”，而在两点：一是以什么方式富，二是把富放在价值序列的什么位置。儒家要的是“义然后取”，恶贫派担心的则是“取而不及义”。
三、忘贫：以心为衡
如果说恶贫把尺度放在外部，那么道家则试着把尺度收回心里。《列子·力命》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话：
贫富之非分，皆生于心。
意思是说，贫富的分别并没有一个绝对的、外在的标准，它很大程度上是人心的分别。《老子》的思路与此呼应：第三十三章讲“知足者富”，第四十六章又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在老子看来，真正的富不是拥有得多，而是需要得少；不知足才是一切祸患的根源。
庄子对“贫”这个概念做过一次关键的辨析。《庄子·让王》载原宪居于陋室，子贡乘着高车大马来见，脱口问道“先生何病”，原宪回答：“无财谓之贫，学而不能行谓之病。今宪贫也，非病也。”这是把“贫”与“病”分开：没有财物只是贫，学了道却不能实行才叫病。贫是外在处境，病是内在失职。经此一别，“贫”便不再自动等于失败，因为它与人格的完缺没有必然联系。
由此可见，“忘贫”不是否认贫困的存在，而是拒绝把贫富当作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尺度。这究竟是不是逃避现实？需要分两面看。一方面，若不加以节制，“忘贫”确有可能滑向对现状的自我麻醉，成为不行动、不担当的借口。另一方面，它把评价的标准从外部的财富转移到内心的自由，客观上解构了世俗以穷达论人的单一尺度。关键的区别在于：这里的“忘”是主动的精神超越，还是被动的自我安慰。前者需要修养，后者只需借口，二者的分野不在命题本身，而在践行者。
四、三种尺度，一个问题
回到开头的疑问，三种态度并不是简单的三足鼎立。
儒家与恶贫派的共同点在于，二者都承认“贫”是一个必须被回应的现实，都要求人有所作为；分歧只在作为的方向——一个向内守住道义，一个向外改变处境。儒家与道家都要人“安”，分歧则在“安”的根据——一个安于道义，一个安于心境。至于恶贫与忘贫，二者的对立最为尖锐：一个把贫富看作人生的要务，一个把贫富看作心之所生。值得注意的是，《列子·力命》所讨论的“力”与“命”，正好把这层张力挑明了：你究竟该尽力求富，还是安于命定？这个问题，《列子》并未给出非此即彼的答案。
若把三家的主张并置，会发现它们其实是对“贫”作了三种不同的界定：儒家把贫界定为道德考验的处境，恶贫派把贫界定为社会地位的丧失，道家则把贫界定为心的执着。界定不同，回应的方式自然不同。因此，争辩“谁对谁错”往往没有结果，因为三方讨论的其实并不是同一个“贫”。
真正值得追问的是：我们用什么尺度来衡量贫。以道义为尺度，贫可以安；以势位为尺度，贫必须恶；以心为尺度，贫可以忘。三把尺子没有绝对的高下，却会把人引向不同的活法。看清这一点，也就在古典的纷争里，照见了我们今天的处境——每一个为“值不值得”而犹豫的时刻，其实都在重复这场古老的辨析。
注释
① 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语出《论语·卫灵公》，意为君子在困境中仍能坚守，小人则会胡作非为。
② 贫富之非分，皆生于心：语出《列子·力命》，意为贫富的分别都产生于人心。
③ 安贫乐道：儒家修养境界，指安于贫困，以道为乐。
参考文献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
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
作者：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