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中“名”字的构形,本身就藏着一层意思。《说文解字》说:“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天黑之后彼此看不见,只能开口报出自己,这是“名”最原始的用途——它是黑暗里的一次自我指认,是人与人得以相认的凭据。可正是这个用来相认的字,在后来的思想史上引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儒家主张求名,道家主张逃名,还有一路主张无名。三者表面互相排斥,实际却在追问同一个问题:名与实之间,究竟谁为谁而存在。
把三种态度并置来看,会发现它们共享一个前提,即名必须依附于实。分歧不在于要不要名,而在于名在一个人的生命中该占什么位置、由谁做主。理清这条线索,比记住几个结论更有意义。
一、求名的前提:名依附于实
孔子有一句话常被误读:“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字面意思是,君子所忧惧的,是身死之后名声不被人称道。① 若只读这一句,很容易把儒家看成热衷声名的功利之学。但紧接着要问:所“称”的到底是什么?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
孔子还说过:“君子去仁,恶乎成名?”(《论语·里仁》)这句话把因果次序说得很清楚——君子若抛弃了仁,还凭什么成就名声?可见在孔子那里,名从来不是独立追求的目标,而是德的影子。《孝经·开宗明义章》讲“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落脚点也在“立身行道”四字,扬名只是行道之后的自然结果。《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叔孙豹论不朽,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三者的排序同样是德先于功、功先于言。名之所以值得追求,是因为它记录了德与功,而非因为它本身可以带来什么。
由此可以回答第一个问题:儒家求名,是求德还是求名?答案是,儒家的“求名”实为“求德”的一种表述方式。名在这里扮演的是检验者的角色——一个人若真的在意身后之名,就不得不在此生谨慎行事。《孟子·离娄下》说“声闻过情,君子耻之”,意思是名声超过了实情,君子引以为耻。这句话划出了儒家求名的边界:可以求名,但不可以让名跑在实的前面。
二、激励还是秩序:求名的双重功能
那么,求名究竟是为了道德激励,还是为了社会秩序?这两者并不冲突,但在儒家内部确有侧重之别。从激励的一面说,名是对德行的回报,也是对人持续修德的鞭策。一个人若相信“德不孤,必有邻”,相信善行终将被人记取,他就更容易在无人监督时仍守住底线。从秩序的一面说,名是公共评价的载体。社会通过“称”与“不称”,把褒贬变成一种无形的制度,使人在意他人的目光,从而维持基本的行为规范。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对名的信任,建立在名能够如实反映实的前提之上。一旦名可以靠钻营取得,可以靠言辞伪造,名就同时丧失了激励与约束的双重功能。所以孔子对“巧言令色”始终保持警惕,对“乡原”更是直斥为“德之贼”。名之为用,全系于一个“实”字。
也正是在这里,儒家显出了它内在的紧张。名既要被追求,又不能成为追求的对象;既要进入公共评价的体系,又要始终听命于德。这个分寸极难把握,一旦失衡,求名就退化为逐名,德也就沦为名的装饰。后世对儒家“好名”的批评,多半击中的正是这一处软肋。
三、逃名的判据:名者实之宾也
道家的态度从另一个方向切入。《庄子·逍遥游》记尧要把天下让给许由,许由推辞说:“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② 名是实的宾客,宾客再尊贵,也不能取代主人。许由的推辞之所以有力,不在于他不要天下,而在于他看穿了这件事若落到自己头上,所得不过是一个名,而名只是附属品。
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庄子·逍遥游》
《老子》第四十四章问得更直接:“名与身孰亲?”名声与生命,哪一个更亲近?这个问句本身已经给出了倾向。王弼注《老子》首章“名可名,非常名”时说:“可道之道,可名之名,指事造形,非其常也。”凡是能够被指称、被描述的名,都已经是就具体事物而立的名,因而都不是恒常之名。名一旦落地,就必然有所限定;有所限定,就不能兼赅全体。这是道家逃名的形而上学根据。
《庄子·人间世》说“德荡乎名”,把名看作使德离散的力量;《养生主》讲“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则给出了一个具体的处世尺度:做好事但不要凑近名声,做不好的事但不要触犯刑律。可见道家并不否定为善,它否定的是为善而求名。
四、保全真性还是消极避世
于是产生第二个问题:道家逃名,是保全真性,还是消极避世?
若从《庄子》的整体脉络看,逃名的目的在于“全生”与“葆真”。《刻意》篇说“众人重利,廉士重名,贤人尚志,圣人贵精”,把重名列为一条仍未超脱的层次——它高于重利,却仍低于贵精。追逐名声的人,必须时时察言观色、处处顾惜形象,生命因此被外物牵动,失去内在的从容。逃名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让外部评价成为行动的指挥棒。
不过,逃名一旦被误读为对社会责任的彻底推卸,就会滑向消极避世,这与庄子的本意并不完全吻合。庄子批评的是以名累身,而不是以逃避为高。辨清这一点,才能理解为什么道家既讲“无名”,又并不主张人应该活得毫无分量。
五、无名: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庄子·逍遥游》有一句总纲式的话:“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③ 三种人对应三种消解:至人消解自我,神人消解功业,圣人消解名声。把它们并列来看,会发现“无名”并不是孤立的命题,而是同一场消解运动的最后一环。因为名总是依附于功,功总是依附于己;只要还有“我”在,就会有我的功业,就会有我的名声。消解名,必须连同功与己一同消解。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
《老子》第三十二章说“道常无名”,把无名设定为道的本来状态。这里的“无名”不是说“道”没有名字,而是说任何名字都不足以容纳道。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说:“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语言是通向意义的工具,达到意义之后,工具就可以放下。无名之境,正是这种“得意忘言”在名实问题上的推演。
六、无名是否定价值吗
接下来是第三个问题,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一个:无名是否意味着对一切价值的否定?
从逻辑上看,无名否定的只是“名”这一层,而不是“实”这一层。圣人无名,不等于圣人无德;至人无己,不等于至人不活着。消解的对象是附着于实之上的称谓、评价与等级,而不是实本身。如果把无名理解为价值虚无,就等于把“名”当成了价值的唯一载体,这恰恰是庄子所反对的思路。
换个角度说,儒家担心的是名不副实,道家担心的是名遮蔽实,无名一派担心的则是名取代实。三家警惕的方向不同,共同的敌人却是同一个:以名为实。正是在这一点上,三种看似对立的态度又互相呼应。
七、三条路径的共同清醒
把三家的分歧还原为对“名”的功能定位,脉络就清楚了。儒家把名当作教化与激励的工具,因而必须求名,也必须严防名过其实;道家把名看作生命的外累,因而主张逃名,以保住内在的真实;无名一派把名视为对实在的遮蔽,因而要连名带功带己一并消解,回到不被命名所切割的本来状态。
这三者并非可以简单调和的意见,而是三条不同的思想路径。但放在一起看,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清醒:名是人的造物,不是人的主人。一个人可以追求身后之名,前提是他把名安放在德之后;一个人也可以看淡名声,前提是他并未因此放弃对真实的持守;一个人甚至可以彻底不谈名,只要他知道自己放下的是称谓,而不是责任。

今天重读这三种态度,仍有现实意味。声誉机制在现代社会中无处不在,它既可能成为良善行为的推动力,也可能变成压垮真实自我的负担。求名、逃名与无名的争论,说到底是在提醒我们:在被人如何称呼之前,先想清楚自己究竟是什么。
参考文献
[1][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
[2][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3]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
注释
①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语出《论语·卫灵公》,意为君子担忧死后名声不被人称道。
② 名者实之宾也:语出《庄子·逍遥游》,意为名声是实体的附属物。
③ 圣人无名:语出《庄子·逍遥游》,意为最高境界的人不追求名声。
作者: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