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上古史的朦胧地带，伯益①是一位身份格外丰富的人物。他既是协助大禹治理洪水的功臣，又是舜帝任用的虞官；既曾被视为大禹选定的继承人，又在夏启即位后退出政治中心；而在秦人的祖先谱系中，他还以“大费”之名成为嬴姓②之祖。数千年后，嬴姓后裔秦始皇结束战国纷争、建立统一的秦朝，伯益的名字也因此被置于一条从上古传说延伸到帝国历史的悠长脉络之中。
不过，伯益并不是一位可以用单一身份概括的人物。关于他的身世、功业以及与夏启之间的关系，传世文献保存了不同说法。它们有时互相补充，有时彼此冲突。理解伯益，既要看到古代族群追溯祖先的文化传统，也要辨析“禅让”叙事背后可能存在的政治竞争。
一、大费与伯益：治水事业中的重要助手
《史记·秦本纪》从秦人的祖先女脩讲起。按照司马迁记载，女脩是颛顼的后裔，她在纺织时遇到玄鸟落卵，吞食之后生下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女华，生下大费。这里的玄鸟卵③并非可以据实考证的生育记录，而是一种典型的感生神话。它通过神鸟、天命与非凡诞生相联系，为族群始祖赋予神圣来源，也保存了早期部族关于图腾和血缘起源的集体记忆。
“大费佐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史记·秦本纪》
大费参与的“平水土”，不是简单地疏通一条河流，而是对洪水、山川、土壤和聚落空间进行综合治理。在上古叙事中，大禹是治水事业的核心人物，但如此宏大的工程显然不可能由一人独力完成。伯益的出现提醒后人：大禹治水不仅是英雄个人的功绩，也是早期社会组织协作、积累地理知识并调动众多人力的结果。
《史记·夏本纪》所述治水过程，曾将益与后稷并列为大禹的重要助手。禹考察山川、疏导水道，益等人则参与相关事务。后世文献又常将伯益与山林鸟兽、草木知识联系起来。这些记载虽带有传说色彩，却反映了古人对治水逻辑的朴素认识：要安顿人群，不仅需要疏导江河，还要认识山林、辨别物产、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治水告成以后，大费获得玄圭之赐。圭是上古礼制叙事中象征身份与功勋的重要礼器，赐圭意味着其功业得到政治权威的确认。《史记·秦本纪》还记载，大费协助舜调驯鸟兽，出现“鸟兽多驯服”的局面。舜于是赐他皂游，又使姚姓女子为妻，并说其后嗣将会兴盛，随后赐姓嬴氏。
在《史记》的秦人世系中，大费通常被后世学者视为伯益。需要说明的是，先秦人物往往同时具有名、字、氏族称号、官职称谓或文献异名，后代整理上古谱系时也可能将不同传统加以合并。因此，“大费即伯益”是传世史学谱系中的通行认识，却不宜按照后世姓名制度作机械理解。正是在这一谱系中，治水功臣伯益成为嬴姓受姓之祖，秦、赵等族系也由此向上追溯共同来源。
二、禹授益与启即位：两种叙事中的权力交接
伯益生平最富争议的部分，是他与大禹之子启之间的关系。《史记·夏本纪》记载，禹在位时举荐益，并在身后把天下交给他。禹去世、三年之丧结束后，益将帝位让给启，自己避居箕山之阳④。然而诸侯离开益而去朝见启，称启为禹之子。司马迁于是写道：“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按照这套叙事，禹遵循尧舜以来选贤任能的禅让传统，将政治权力交给有功有德的伯益；伯益则出于谦让退居山野。启最终即位，看起来不是直接夺权，而是因为诸侯与民众共同归附。这种讲述将“传贤”与“传子”之间的转折处理得相对平和，也使夏朝建立家族世袭制度的过程获得了一种道德化解释。
但《史记》本身又保留了另一层信息。《夏本纪》称，禹之所以把天下授益，是因为益辅佐禹的时间较短，天下尚未充分归附于他。这与伯益长期参与治水的其他记载并不完全协调，也显示司马迁面对不同材料时，试图为启的成功即位提供合理说明。换言之，即使在以禅让为主线的文本中，继承安排与现实支持之间的张力仍然清晰可见。
另一种说法更为激烈。今本《竹书纪年》相关记述有“益干启位，启杀之”⑤之语。“干”有求取、冒犯或干预之意，这句话通常被理解为伯益与启争夺君位，最终被启杀死。与《史记》所述主动退让相比，这一记载呈现出明显的冲突和暴力色彩。关于《竹书纪年》的文本流传、辑佚过程及今本可靠程度，学界历来存在讨论，因而不能仅凭一句话便断定上古事件的全部真相；但它至少证明，古代确实流传过不同于和平禅让的历史记忆。
把两种材料放在一起，伯益与夏启之间可能存在三层值得注意的事实。第一，伯益曾拥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并被纳入大禹继承人的叙事，否则后人没有必要反复解释他为何未能即位。第二，启凭借禹之子的身份和既有势力取得优势，标志着最高权力由推举贤能逐渐转向家族继承。第三，这一转折未必像后世经典叙事写得那样平静，它可能伴随着联盟重组、政治较量乃至武力冲突。
顾颉刚等学者倡导对层累形成的古史系统进行辨析，提醒人们不能把成书时代较晚、价值取向明确的叙事直接等同于未经加工的历史现场。从这一视角看，“益让启”与“启杀益”不必被仓促裁定为一真一伪。它们首先是两种不同的历史解释：前者强调政治合法性的道德传递，后者揭示权力竞争的严峻面相。两者的并存，恰恰说明夏初权力交接曾是古人不断追问和重述的问题。
三、从受姓之祖到秦人始祖
伯益没有成为夏朝君主，却在另一条历史脉络中获得了长久生命。《史记·秦本纪》围绕大费建立嬴姓谱系，随后叙述其后裔分化、繁衍以及与殷周王朝的关系。费昌在夏桀时期归附商汤，其后孟戏、中衍等人相继出现；至周代，非子善于养马，得到周孝王赏识，被封于秦。秦由此从西部的小邑逐步发展为诸侯国，最终成为统一天下的强国。
这里体现了中国古代“以姓系族”的文化逻辑。姓不仅是个人称谓，也是解释共同祖源、政治联盟和历史合法性的符号。一个族群在壮大之后，往往会借助祖先谱系说明自身从何而来，又为何有资格进入天下秩序。伯益因治水、驯育鸟兽而建立功勋，又由舜赐姓，其身份同时具有功业依据和政治认可，因而特别适合成为嬴姓族群的开基人物。
当然，从伯益活动的传说时代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其间并不能简单用一个确切的“三千年”数字加以计算。上古年代本就难以精确断定，嬴姓各支的谱系也经过长期整理。不过，就文化记忆而言，这条线索十分鲜明：伯益因服务公共事业而获姓，后裔则在漫长历史中建立秦国；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完成统一，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于是，始祖传说、姓族记忆和王朝历史被连接成了一条连续的叙事。
这种连接并不意味着玄鸟感生等传说可以被当作现代意义上的信史。神话的价值不在于为每一个细节提供实证，而在于表达古人如何认识祖先、自然与政治秩序。玄鸟卵象征神圣起源，治水功业说明祖先对天下有贡献，帝舜赐姓则赋予族群以制度认可。三者结合起来，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祖先叙事：族群因天命而生，因功业而立，又因王权承认而进入历史。
伯益的文化意义，也不能只用“秦始皇的远祖”来概括。在治水叙事中，他代表英雄背后的协作者；在夏初继承问题中，他是传贤理想与世袭现实交汇处的关键人物；在嬴姓谱系中，他又是族群追溯共同祖源的中心。三个身份彼此叠加，使伯益成为观察上古社会转型的一扇窗口。
更重要的是，伯益的故事提示我们，历史记忆从来不是一条毫无分歧的直线。《史记·秦本纪》着重说明嬴姓之所自出，《史记·夏本纪》试图协调禅让传统与夏启即位，《竹书纪年》则保留权力冲突的另一种声音。后人阅读这些材料，应当尊重文献差异，区分神话表达、族谱建构与可能的历史事实，不因故事动人而取消考辨，也不因无法完全证实而忽视其文化价值。
从洪水退去后的土地，到秦帝国建立时的天下，伯益的形象不断被后世重新理解。他未必拥有一部可以逐年复原的个人传记，却在不同文献中留下了清晰的历史回声。治水功臣、禹的继承人、夏启的竞争者、嬴姓受姓之祖——这些身份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而真实的文化形象。所谓“秦人之祖”，不仅是一项血缘主张，更是古人借祖先讲述功业、秩序与合法性的方式。
注释
①伯益（bó yì）：舜禹时代大臣，佐禹治水有功，舜赐姓嬴氏，为秦人、赵人共同追尊的祖先。一说伯益即“大费”（dà bì）。
②嬴姓（yíng xìng）：伯益所获之姓，秦、赵等国皆被传统谱系列为嬴姓之后；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嬴姓也因秦王室而广为人知。
③玄鸟卵（xuán niǎo luǎn）：《史记·秦本纪》记女脩吞玄鸟卵而生大业，与商族玄鸟感生神话属于相近的叙事类型，可视为上古祖先神话与图腾观念的文化遗存。
④箕山之阳（jī shān zhī yáng）：《史记·夏本纪》所记伯益避让夏启之地。“阳”通常指山之南。箕山一般被指认为今河南登封一带，但古地名的具体位置仍应审慎看待。
⑤益干启位（yì gàn qǐ wèi）：见今本《竹书纪年》相关记载，常被用于说明伯益与夏启之间可能存在权力争夺，与《史记》中的退让叙事形成对照。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
[汉]司马迁：《史记·夏本纪》，中华书局。
[先秦]《竹书纪年》，中华书局。
顾颉刚：《古史辨自序》，商务印书馆。
作者：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