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曲礼》有一句简洁而耐人寻味的话：“入国不驰，入里必式。”①②表面看，它讲的是古人乘车入城、入巷时的行路规矩：进入国都或城邑，不可纵马奔驰；进入里巷居住之区，必须凭轼行礼。若只把它理解为交通规则，似乎也说得通；但若放回礼制生活的整体语境中看，这八个字所提醒的，远不只是车马速度和身体姿态，而是人在接近人群、进入他人生活空间时，应当怎样收敛自己、照顾他人、以合宜的方式表达敬意。
古代车马行于道路，声响大，速度快，稍有不慎便会惊扰行人，甚至造成伤害。所谓“不驰”，首先是行为上的约束：不因自己有车马之便，就把公共道路当作逞快之地。所谓“必式”，则是礼意上的表达：车行至里巷，面对居住于此的人群，行者应扶轼俯身，以动作表示致意。③这其中包含一条朴素的文明逻辑：越是接近人，越要放慢；越是进入他人的空间，越要先致意。减速即敬意，行礼即问候。
“入国不驰”的“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多指国都、城邑。⑤城邑之内道路交错，行人、车辆、官署、市场、民居相互毗邻，社会关系密集，礼的作用也更为明显。一个人在郊野道路上行车，尚可因地势开阔而稍快；一旦进入城中，便必须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公共生活的核心地带。这里有老人、儿童，有负担行走者，有往来办事者，也有从市场、里门、官署之间穿行的人。车马若仍旧奔驰，所冒犯的不仅是秩序，更是人的安宁与安全。
因此，“不驰”不是消极地慢下来，而是主动承认他人的存在。它要求行路者在速度上让出余地，在心理上放下急躁，在行为上避免惊扰。礼不是把人束缚在繁琐仪节中，而是在具体情境中提醒人：你的行动会影响他人。车轮所至，马蹄所过，若只顾自己畅快，便容易忽略道路上那些不具备同等行动能力的人。礼的温和处，正在于它把这种照顾提前写进日常规矩之中，使人不必等到冲撞发生之后才懂得收敛。
《礼记·曲礼》所呈现的礼，常常不是宏大的典章制度，而是身体如何站立、行走、进退、应答的细微准则。它关心人在他人面前怎样显得不傲慢、不唐突、不失分寸。“入国不驰”正是这样一种细节中的礼。它没有长篇训诫，只用“不驰”二字，便把公共空间中的自我限制说得清楚：在人的密处，不可以快为先；在有秩序之处，不可以便利为傲；在可能惊扰他人的地方，不可以把自己的行动扩张成他人的负担。
与“入国不驰”相接的，是“入里必式”。“里”是古代居住区的基本单位，传统说法中有二十五家为一里，里门为出入通道。④如果说进入城邑意味着进入公共秩序，那么进入里巷则意味着接近他人的日常生活。里巷中有门户、有邻里、有家族生活的气息，也有相对安静而稳定的居住秩序。外来行者进入其中，身份上天然带有“来者”的位置，因此更要表示谦和。
“式”通“轼”，本为古代车厢前的横木，行礼时双手扶轼，身体微俯，以示敬意。③这种礼并不需要高声宣告，也不必以夸张言辞引人注意。它以身体动作完成问候：我已到此，知此为人所居，故放低姿态，不敢唐突。这里的言谈提醒尤其值得注意。古人并不是要求入里者一路呼喊、频频寒暄，而是以“凭轼”的动作代替喧哗，以可见的礼貌代替扰人的声音。
这恰好说明，礼中的“言”不只表现为说出来的话，也表现为身体所传达的信息。一个人进入他人居处，若高声呼喝，固然让人知道其来意，却也可能打破里巷的安宁；若静默疾驰，又显得轻慢无礼。凭轼而式，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合宜表达：不喧哗，却不冷漠；不打扰，却有致意。它让人看见礼貌，而不是被迫承受声响。
行路见人的言谈逻辑，正在“不驰”与“必式”之间展开。“不驰”使身体慢下来，“必式”使态度低下来；前者是对安全和秩序的尊重，后者是对人情和空间的尊重。两者合在一起，构成了古代礼制中一条十分实际的原则：人在路上，并非孤立行动；路也并非只为个人通行而存在。只要道路上有人，速度就要受礼约束；只要进入他人生活区域，言行就要先顾及他人的感受。
“入国不驰，入里必式。”这八个字的意味，不在于复原古代车马礼仪本身，而在于提示我们：文明往往始于靠近他人时的自我收束。
从言谈角度看，“入国不驰”也可理解为一种社交意识的起点。人未开口，行为已先说话。车马疾驰，传达的是“我有急事，旁人让开”；减速慢行，传达的则是“我知此处有人，愿意避让”。同样，一入里巷便高声呼喊，传达的是“我的来意最重要”；扶轼致意、轻声接近，传达的则是“我尊重这里原有的安宁”。礼所要调校的，正是这些尚未形成言辞却已经影响他人的信息。
郑玄注《礼记》，为后世理解礼义提供了重要依据。⑥在汉唐经学传统中，礼不仅是仪式规范，也是社会秩序和伦理关系的表达。《礼记正义》承郑玄之注而加以疏解，使许多看似细碎的曲礼条文获得更清楚的制度背景。对于“入国不驰，入里必式”这样的语句，若只看字面，容易以为是古代车马时代的旧规；若结合注疏传统，便能看出它指向的是行者与城邑、里巷、居民之间的关系。礼的深处，是对关系的确认。
这种确认并不抽象。人在道路上遇见人，最常发生的不是长篇对话，而是瞬间判断：是否让路，是否减速，是否点头示意，是否降低声量，是否收束自己的动作。礼把这些短促的瞬间制度化、习惯化，使人不必每次都临时计算利害，而能自然地选择不惊扰、不冒犯、不抢先。所谓教化，便是在反复的日常实践中，把对他人的尊重变成无需夸耀的习惯。
因此，“入里必式”也可以看作一种进入他人空间之前的自我提醒。里巷不是空地，门前不是无主之所，邻里生活也不是外来者可以随意穿透的背景。行者进入其中，应当承认这里已有生活秩序：有人休息，有人交谈，有人处理家务，有人在门前巷口往来。凭轼行礼，正是向这种既有秩序致意。它告诉人们：进入不是占有，经过不是无感，抵达之前先要懂得谦让。
放到今天，车马制度已经远去，城邑与里巷的形态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入国不驰，入里必式”的精神并未过时。现代道路上有机动车、电动车、自行车和行人，居民区、学校、医院、社区出入口更是需要减速慢行的地方。在这些场景中，“入国不驰”转化为遵守限速、礼让行人、不抢行、不乱鸣笛；它不是单纯的交通技术要求，而是公共文明的基本表达。车速越快，越要意识到他人的脆弱；道路越密集，越要克制自己的便利冲动。
尤其在居民区和学校周边，“不驰”的意义更具体。老人行动较慢，儿童判断危险的能力有限，骑行者和步行者也可能因视线遮挡而反应不及。若驾驶者只把减速看成外在规定，就难免心生不耐；若理解为对生命安全和日常安宁的尊重，减速便不再只是被动服从，而成为一种主动礼让。古人说入城不驰，今天我们说经过人群密集处慢行，本质上都是让技术能力受伦理意识约束。
“入里必式”在现代生活中的转化，也十分常见。进入他人办公室、住所、宿舍或会议空间，先轻声敲门，待有回应再入；进入正在交谈的人群，先点头示意，而不是径直打断；在公共楼道、居民院落、图书馆、病房等空间，降低音量，收起喧哗；线上进入一个群聊或协作空间，也先说明来意、尊重原有秩序。这些看似琐碎的现代礼貌，正与“必式”的精神相通：先致意，再进入；先顾人，再表达自己。
从这个意义上说，“式”并不只是一种古代车礼，它可以被理解为一切“进入之前的谦逊姿态”。敲门是现代的“式”，轻声问候是现代的“式”，在居民区不鸣笛也是现代的“式”，会议中等待他人说完再发言，同样是现代的“式”。当身体动作、声音大小、语言顺序都能照顾他人时，礼便从典籍里走入现实生活。
当然，理解传统礼仪，不能机械复古。今天不需要复原古代车轼，也不必把历史上的里制直接搬入现代城市治理。真正值得继承的，是其中对公共秩序、邻里空间和人际分寸的认识。礼的现代转化，不在于照搬旧形式，而在于把“不惊扰”与“先致意”落实到当代生活的具体情境中。只要这一点没有丢失，传统文化便不是陈列在书架上的古物，而是仍能调节现代生活的智慧。
《礼记·曲礼》之所以可读，正在于它从细小处保存了古人对文明生活的观察。人如何坐，如何立，如何行，如何言，看似微末，却都关乎人与人之间的界限。一个社会的风气，不只体现在宏大制度中，也体现在路口是否礼让、楼道是否轻声、入门是否问候、遇人是否减速。所谓文质彬彬，常常不是华丽辞藻，而是人在他人面前懂得把自己放得合适。
今天重读“入国不驰，入里必式”，我们读到的是一种古老而清醒的提醒：行路不是只有目的地，见人也不是只有言语。速度、姿态、声音、次序，都是人与人相处时的语言。进入城邑不奔驰，是对公共生活的敬；进入里巷必凭轼，是对他人居处的敬。古今道路不同，人情却相通。只要我们仍在人群中行走，仍会进入他人的空间，仍需要用言谈举止与世界相处，这八个字就仍然有它朴素而持久的力量。
注释：①入国不驰：出自《礼记·曲礼》，进入国都（城邑）不纵马奔驰。驰（chí），纵马奔驰。②入里必式：出自《礼记·曲礼》，进入里巷（居住区）必须凭轼行礼。式通“轼”，此处用作动词，指手扶车轼俯身行礼。③轼（shì）：古代车厢前用作扶手的横木，凭轼行礼是古人在车上俯身双手扶轼的致敬之礼。④里：古代居住区的基本单位，二十五家为一里，里门为出入通道。⑤国：此处指国都、城邑，与后世“国家”义不同。⑥郑玄（127-200）：东汉经学家，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遍注群经，其《礼记注》为后世研读《礼记》的权威注本。
参考文献：[汉]戴圣：《礼记·曲礼》，中华书局；[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