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这句记述，为战国末期楚国的辞赋殿堂留下了一串闪光的名字。其中，唐勒的名字列于宋玉之后、景差之前，与屈原并称“屈宋唐景”四大家。只是历史的风沙掩埋了太多细节，唐勒的赋作久已亡佚，长久以来只存名目，不见其文。直到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一段残简赫然在目，才让这位辞赋家的笔迹重新回到人间。唐勒，这位屈原之后楚国重要的辞赋家，终于从史册的夹缝中走近我们，向我们展露其独特的创作风貌。
唐勒其人，史籍所载甚简。他是战国晚期楚国人，主要活动于楚顷襄王时期。在屈原自沉汨罗之后，楚国文坛上接续诗骚传统、驰骋辞采的，便是宋玉、唐勒、景差这批“好辞而以赋见称”的文人群体。他们生长于楚文化的沃壤，亲历国势日蹙的忧患，却仍以辞赋抒怀言志，将楚辞的余韵推向新的境地。《汉书·艺文志》“赋家类”著录“唐勒赋四篇”，与屈原赋二十五篇、宋玉赋十六篇并列，足见在西汉人的知识谱系中，唐勒已是楚辞赋家的重要代表。可惜的是，这四篇赋后来全部散佚，只有名目留在书目之中。后人只能从《史记》与《汉书》的简单记载里，想象他的风采。银雀山汉简的出土，虽然只提供了部分残简，却以实物形态打破了“唐勒无文”的遗憾，也为我们考察其创作风貌打开了一扇小窗。
银雀山汉墓位于山东临沂，1972年发掘时出土了大量竹简，其中以兵书最为著名，如《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在这批简文中，有一篇题作“唐革”或“唐勒”的残赋。学者们经过考释，多认为它即唐勒赋的残篇。残简字数不多，语句有残缺，但足以透露若干重要信息。从用韵和句式看，它保留了楚辞体“兮”字句的韵味，却又大量运用散文化的句式；从内容看，它围绕某一主题铺陈展开，有论说成分，也有状物成分。这种韵散结合、铺陈排比的形态，恰是楚辞向汉赋演进过程中的典型样貌。李学勤先生在对银雀山汉简的研究中指出，唐勒赋残简为探讨先秦赋体文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尽管它并非全璧，却足以让人窥见战国末期赋家创作的实际状态。
就现有残简来看，唐勒赋的创作风貌可以概括为三个特点。其一，以“骋辞”见长，文笔铺张扬厉而不失质实。所谓“骋辞”，就是尽情舒展辞采，让语言在铺叙中形成气势。这与楚辞一脉相承，屈原的《离骚》已是“惊采绝艳”，唐勒则更向着散体化方向推进。他的文辞，既有修饰排比，又不流于空洞浮华；铺陈之中带有明确的议论和说理，词采之下存有现实的关切。这种“质实”感，使他的赋在瑰丽之外获得一种理性力量。其二，“以问设辞”的结构方式。残简中可以看到对话或设问的痕迹：通过问答来引出话题、推进文意。这种结构后来成为汉赋最常见的框架——以主客问答开篇，一方提问，一方作答，层层展开铺陈。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无不沿用此法。唐勒残简说明，在战国末期，问答体已是赋家自觉采用的形式，其对汉赋结构的影响不言而喻。其三，铺叙之辞繁而不芜，状物之笔细而不琐。唐勒赋在铺陈事物时，往往繁复铺排，但不显杂乱；描写物态时，细致入微，却不流于琐碎。他擅长在铺排中把握秩序，在细节中寄寓意旨，使文章既有宏阔的气象，又有精微的肌理。
要理解唐勒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必须将其置于楚辞到汉赋的演进脉络中。屈原的辞赋，以深沉的情感和瑰丽的想象震撼人心。他的《离骚》上天入地，叩问宇宙，香草美人皆有深意。宋玉继之，在屈原的基础上更注重形式的工巧和辞采的精美，作品的题材也从政治抒情扩展到对自然景物的描写，如《风赋》《高唐赋》等，赋的描写功能被大大强化。唐勒则与宋玉大致同时，走的是另一条路径：他更加重视语言的铺展和结构的安排，其赋作的散文化倾向更为明显。如果说屈原是楚辞的集大成者，那么唐勒和宋玉共同构成了从屈原到汉赋之间的桥梁。在这座桥上，唐勒承接着屈原的瑰丽想象，又把散体大赋的铺排格局向前推进一步；他既像宋玉一样讲究辞采，又在议论说理方面更显质直。正因如此，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追溯赋的源流时，虽未专论唐勒，却将“宋玉、唐勒”并举，足见其为文家所重。至汉代，枚乘、司马相如等人的散体大赋，主客问答、铺陈事物、侈陈声貌的典型格局，在唐勒赋中已见雏形。清人刘熙载在《艺概·赋概》中论赋体演变，曾指出战国后期辞赋“已有大赋之渐”，唐勒正是这种“渐”的推动者之一。
《汉书·艺文志》在著录辞赋时，将唐勒置于屈原、宋玉之后，紧随其后的便是汉初贾谊等人的赋作。这个排列顺序，带有文学史谱系的意义：它显示出汉代学者已清晰意识到唐勒是衔接楚辞与汉赋的关键人物。汉初骚体赋承袭楚辞余韵，贾谊《吊屈原赋》直抒胸臆，尚多楚声；宣帝以后，散体大赋逐渐兴起，铺排之风大畅。而唐勒的创作，恰恰兼有二者的特征：有骚体的情韵，有大赋的体式。银雀山汉简中的唐勒赋残篇，在句式上已出现明显的散化，但句尾仍保留楚声的节奏，文气回环，韵散相间。这种形态，说明唐勒所处的时代，赋体还没有定型，它正处于从诗体到文体的转化途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唐勒赋不仅是楚辞的余响，更是汉赋的先声。他为汉代赋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格式和方法，只是其作品亡佚较早，后世无法像读宋玉《九辩》那样通读其全篇，文学史对唐勒的具体评价也因此受到限制。
唐勒赋残简的出土，让这位长期存在于书目中的辞赋家有了“出场”的机会。尽管残简数量有限，文句残缺，但它至少确证了《史记》《汉书》记载的真实性，也让我们看到战国末期楚赋创作的另一种风采。与宋玉赋的婉丽巧思相比，唐勒赋更多一种刚健质实的意味；与屈原的沉郁瑰奇相比，他又显得更加理性平和。这种风格，或许与唐勒对世事人生的洞察有关。楚国末期，政治腐败，国势日蹙，士人既怀济世之志，又感回天无力。在这样的背景下，唐勒选择了以赋骋辞，以文立言。他的赋中未必有屈原那般激烈的怨愤，却有对事理条分缕析的冷静；未必有宋玉那样的风流自赏，却有周详铺陈的坚实。战国纵横家的辩丽，先秦诸子的论理，楚地巫风的想象，在唐勒赋中熔为一炉，形成“骋辞质实、义理与辞采并重”的风貌。
从文学史的眼光看，唐勒的贡献在于他为赋体提供了一种可复制的范式。屈原之后，楚辞由一人之绝唱变为众人之习业，赋的创作逐渐从抒情言志向骋辞写物扩展。唐勒的问答体、铺陈法、散化句式，都被汉赋继承并放大。司马相如“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的大赋写法，在唐勒那里已经初露端倪。正因如此，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论赋体源流，特别拈出“唐勒、宋玉之流”作为战国文章与汉赋之间的枢轴。一个词人如果只留下四篇赋的著录，原不足以在文学史上占据显位；但唐勒的独特价值，恰恰在于他所处的“承前启后”的位置。他是楚辞盛宴的最后歌者之一，也是汉赋长卷的最早描绘者之一。他的赋虽已亡佚，但他的名字与贡献已经嵌入中国文体演进的脉络之中，与宋玉、景差一起，构成屈原之后楚辞余晖中最耀眼的星群。银雀山汉简的残墨，又为这一星群添上难得的实证。透过残简，我们依稀能看到那位战国末期的楚国才子在竹简上挥洒辞采的身影。他笔下的文字，既是对屈原的遥望，也是对未来的开启。这正是唐勒楚赋创作风貌的真正意义所在。
注：①唐勒：战国末期楚国辞赋家，与宋玉、景差齐名，今有银雀山出土残简留存。②《汉书·艺文志》著录“唐勒赋四篇”，今已亡佚。③银雀山汉简：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包含唐勒赋残篇。④楚辞：战国时期楚国兴起的诗歌体裁，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特点是“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⑤汉赋：汉代兴起的散体大赋，以铺陈排比为特征，承楚辞余绪而别开生面。
参考文献：[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中]李学勤：《银雀山汉简唐勒赋研究》；[中]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