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驰载驱，归唁卫侯。”当这句诗穿越两千七百年的风烟，一位女子的飒爽身影便跃然纸上。她是许穆夫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姓名可考的女诗人，更是一位以诗篇书写家国情怀的传奇人物。在春秋时期的动荡岁月中，她以柔弱之肩担起救国重任，以如椽之笔留下不朽诗章，其事迹与作品被载入《诗经》《列女传》等典籍，成为中华文化中一道独特而耀眼的光芒。
许穆夫人（约公元前690年—公元前656年），本为卫国君室之女。她的身世颇为曲折：其父为卫宣公之子公子顽，其母为宣姜。宣姜本是卫宣公的夫人，后改嫁公子顽，生下了戴公、文公以及许穆夫人。因嫁与许穆公为妻，后世遂称其为许穆夫人。在春秋列国纷争的背景下，她的命运与母国卫国的兴衰紧紧纠缠在一起。
卫国是西周初年分封的姬姓诸侯国，都城在朝歌（今河南淇县一带）。传到卫懿公时，这位国君沉溺于养鹤，竟让鹤乘坐大夫级别的轩车，荒废朝政，民怨沸腾。公元前660年，北方狄人南下攻卫，卫懿公征发国人作战，国人却冷冷回应：“君好鹤，可令鹤击狄。”卫军溃败，懿公战死，都城陷落，卫国几近覆亡。卫人逃亡至漕邑（今河南滑县一带），立戴公为君，不久戴公去世，其弟文公继位。国破家亡的消息传到许国，许穆夫人心急如焚，执意奔赴母国吊唁。然而许国大夫以“女子非礼不可归宁”为由百般阻挠，甚至许穆公也犹豫再三。在那个礼法森严的时代，出嫁女子未经夫家允许擅自归国确属“非礼”，但许穆夫人以超乎常人的胆识，毅然冲破束缚，“载驰载驱”，奔往漕邑。
她抵达漕邑后，一面安抚流亡的卫人，一面分析局势，提出向齐国求援的策略。正是她的奔走呼号，促使齐桓公派兵援卫，帮助卫文公重建都城楚丘，使卫国得以延续国祚。而她在奔赴母国途中，愤而写下的《载驰》一诗，则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爱国诗作，被收入《诗经·鄘风》。
《载驰》全诗仅五章，却情感跌宕、气势磅礴。首章以“载驰载驱，归唁卫侯”开篇，一个“载”字叠用，仿佛马蹄声声急促，诗人驱车疾驰的画面跃然眼前。“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则点明目的地——漕邑。紧接着“大夫跋涉，我心则忧”，许国大夫追来阻拦，使诗人陷入深深的忧愤。第二章：“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诗人态度强硬：你们既然不赞同我，我也决不回头；比起你们的短见，我的思虑难道不深远吗？第三章更是直抒胸臆：“陟彼阿丘，言采其虻。女子善怀，亦各有行。许人尤之，众稚且狂。”她登上山丘采摘贝母以解忧，却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女子虽多愁善感，但各有主张；许国大夫们的指责，不过是幼稚狂妄罢了。第四章提出救国方略：“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她在卫国的原野上看到麦苗茂盛，心中燃起希望：向大国求援，谁能依靠、谁能来援？显然，她已将目光投向当时最强大的齐国。末章以“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收束，自信而果决：你们纵有百般计谋，不如我所选择的道路。整首诗将个人情感与家国命运交织，既有女子的细腻柔情，更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堪称春秋女性文学的巅峰之作。
从文学成就来看，《载驰》运用了赋、比、兴等多种手法。“载驰载驱”是赋，直陈其事；“芃芃其麦”是兴，以生机勃勃的麦田暗喻卫国复兴的希望；“控于大邦”则是比，将向大国求助比作寻求依靠。诗中“女子善怀，亦各有行”一句，更可视为早期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她向世人宣告：女子并非只有柔弱善感，同样可以有独立的思考与担当。这种倔强而坦荡的笔触，让《载驰》在后世无数爱国诗篇中熠熠生辉。
许穆夫人的历史影响，远不止于一篇《载驰》。西汉刘向在《列女传·仁智篇》中将她列为“仁智”典范，赞其“知礼而能达权，谋国而不忘亲”。她面对许国大夫的阻挠，并非一味蛮干，而是以《载驰》陈情，申明大义，最终说服夫家，并成功推动齐国援卫。这种将个人情感升华为政治行动的能力，在春秋时期极为罕见。更可贵的是，她的诗作被收入《诗经》，成为后世无数文人墨客吟诵的经典。朱熹在《诗集传》中评《载驰》“其意忠厚，其辞迫切”，程俊英先生的《诗经译注》则称此诗“感情真实，结构严整，是《诗经》中不可多得的爱国主义杰作”。
回顾许穆夫人的一生，我们看到一个鲜活的历史形象：她出身王室，却无骄奢之气；她身为女子，却敢为天下先。在礼教束缚的春秋时代，她以诗作冲破性别藩篱，以行动践行家国大义，以远见挽救危亡之国。她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爱国情怀，不分男女，不分年龄，只在于是否拥有一颗赤诚之心。《载驰》的诗句早已融入中华文化的血脉，每当国家危难之际，人们总会想起这位策马奔驰的女子，以及她手中那支蘸满热血与泪水的笔。
今天，当我们重读《诗经·鄘风·载驰》，仿佛还能听到两千七百年前那个坚定的马蹄声。许穆夫人不仅是一位诗人，更是一种精神象征——她证明了中国女性在文明早期就已站在历史舞台的中央，用才华和勇气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壮丽篇章。她的诗，她的行，正如《毛诗正义》所云：“妇人能达其志，以救其国。”这份穿越时空的感动，至今仍激荡在每一位读者心中。
作者：沐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