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文化活动的日益丰富，手机与相机几乎成了每位参与者的“标配”。无论是博物馆的展览现场、非遗传承人的教学工坊，还是青少年研学营的结业合影，镜头记录下的瞬间越来越多。然而，在这些热闹场景的背后，一个容易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议题正浮出水面——肖像权的尊重与合法使用。如何在弘扬文化、留存记忆的同时，守住法律的底线、维护每个人的尊严，已成为当代文化活动组织者必须面对的一课。
中华传统文化历来强调“礼”与“度”，《礼记》有云：“礼者，天地之序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贵在尊重与边界。在影像记录普及的今天，这份“边界意识”体现在对他人肖像的审慎使用上。从法律层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八条明确将肖像权纳入人格权范畴，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文化活动中的合影、采访、直播等环节，一旦涉及他人面部等可识别特征，便须取得明确授权。这并非繁琐的束缚，而是现代社会文明互动的应有之义。
文化活动中的拍照场景最为常见。一场热闹的非遗市集，摄影师举起相机对准正在制作糖画的老艺人，周围围观的游客也纷纷掏出手机。此时，组织者若能在醒目位置张贴“拍照须知”，或安排志愿者口头提醒：“如涉及他人肖像，请征得同意后再发布”，便可将潜在纠纷化解于无形。尤其当活动涉及未成年人时，更需加倍谨慎。青少年研学营、少儿书画展览中，孩子的笑脸是父母最珍贵的记忆，但若未经监护人的书面许可便将照片用于宣传海报或社交平台，就可能触碰法律红线。正如《未成年人保护法》所述，处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需遵循“最小必要”原则，且必须获得其父母或监护人的同意。
传承人采访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也是肖像权问题的“高发区”。在记录一位竹编匠人的一日劳作时，摄像机不仅拍下了他灵巧的双手，也记录了他专注的面容。当这段视频被剪辑为纪录片并在公共平台播放，便已构成肖像的公开使用。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即使是非营利性质的公益传播，仍须取得本人同意。因此，在采访前签署一份清晰的肖像授权协议，注明使用范围、期限和方式，不仅是对传承人的尊重，也是对文化机构自身风险的防范。古人云：“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在项目启动之初便确立规范的授权流程，胜于事后补救的万般周折。
展览发布环节同样需要绷紧“肖像尊重”这根弦。当一个大型文化成果展从策划走向开幕，展厅内的图文展板、数字大屏上的互动影像、媒体通稿中的配图，都可能包含大量人物肖像。尤其是回顾性展览中使用的历史照片，若源自第三方或由参与者提供，必须逐张核实版权与肖像权归属。有的照片拍摄于多年前，当时尚未有明确的肖像权法律，但依据民法典溯及既往的司法精神，仍应尽力联系本人或家属获取追认授权。若无法取得联系，宁可舍弃这张珍贵的影像，也不可“先斩后奏”——这是对历史负责，更是对法治精神的恪守。
值得深思的是，肖像权的尊重并非要扼杀文化活动的“热闹”。恰恰相反，只有在明确边界内运行的集体狂欢，才能真正持久而健康。想象一下：一场民族歌舞汇演结束后，演员们与观众热情合影，组织者随即在官方网站发布了一组高清照片，每张照片下方都附有“已获出镜者授权”的小字说明。观众看到后，非但没有觉得扫兴，反而更加信赖活动的规范性。这种“守法有度”的热闹，比单纯追求点击率的粗暴传播更有温度，也更符合中华文化“和而不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中庸智慧。
在具体操作层面，文化活动的主办方不妨建立一套简洁实用的肖像授权管理流程。活动报名阶段，可在表格中增设“是否同意活动方在宣传中使用本人肖像”的勾选项，并附上使用说明；现场签到时，设置专门的“影像授权告知牌”，由志愿者对重点拍摄对象进行一对一确认；后期发布时，建立内部审核机制，逐一核对每张图片是否含有未授权人物。对于来自社交媒体或投稿的影像，更需额外标注来源，并保留沟通记录。这些看似琐碎的步骤，实则织起了一张保护所有参与者权益的安全网。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对肖像权的重视也是文化传播行业走向成熟的标志。当“每个人都拥有对自己形象的控制权”成为社会共识，文化活动的记录与传播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在这一点上，我们或许可以向传统技艺中的“匠人精神”取经——匠人对待每一块木料、每一根丝线都满怀敬畏与耐心，文化活动的组织者也应当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每一位参与者的肖像。毕竟，文化传承的核心是人，而尊重人，是一切文化事业最基本的起点。
合影的笑容是美好的，但比笑容更珍贵的是笑容背后那份被尊重、被保护的安心感。当我们按下快门的那一刻，不妨多想一步：这张照片将会去往哪里？镜头中的人是否愿意成为故事的一部分？若能将这份“多想一步”化为制度化的规范，那么每一场文化活动都将在灯火辉煌中，同时闪烁着法治与人性的光芒。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对“礼”与“度”最生动的诠释。
作者：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