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的《上林赋》①，是汉代文学中最具规模感的作品之一。它以天子游猎为题材，将上林苑②的山川、草木、禽兽、宫馆和车骑纳入绵密而奔涌的语言秩序，在宏阔空间中展开校猎盛典。若说汉赋的重要特征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那么《上林赋》正以近乎穷尽物象的方式，把这种文体能力推向高峰：它不仅描绘一场声势浩大的游猎，也借天子苑囿包举四方风物，以文学形式表现汉代大一统时代的政治想象。
一、从诸侯夸谈到天子之盛
《上林赋》与《子虚赋》在人物和情节上彼此衔接，可以视为前后相承的赋篇。《子虚赋》中，楚国使者子虚向齐国乌有先生夸耀楚王云梦之游，乌有先生则以齐国山海之广大加以反驳。到了《上林赋》，亡是公③登场，指出两人的夸耀都只见诸侯之盛，未识天子制度。三个人物的名字本就带有寓言意味：“子虚”“乌有”“亡是”皆指向虚构，由此表明作者并非记录一次具体谈话，而是在精心设置一场关于诸侯与天子、地方与天下的文学辩论。
亡是公先批评子虚、乌有“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继而转入对天子上林苑的铺陈。这样的结构颇有匠心：齐、楚两国越是竞相夸示，天子苑囿的出场便越显得具有压倒性的气势。文章由诸侯的局部空间上升到帝国中心，由宾客间的口舌争胜转入天下秩序的展示，完成了一次层层抬高的叙事推进。
上林苑是汉代长安附近规模宏大的皇家苑囿，也是天子游猎、观览和举行相关活动的场所。赋中写苑囿，绝不止于罗列亭台花木，而是把水系、山谷、洲渚、草木、禽兽、离宫别馆连成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世界。山势高下相属，水流纵横回环；珍禽异兽出没其间，众多植物随地势铺展；宫馆则在自然景观中错落呈现。经过语言的扩张，上林苑成为一个经过艺术夸饰的天下缩影。
这种空间书写包含鲜明的时代意识。赋中来自不同地域的物产和景观汇聚于皇家苑囿，意味着四方风物在文学想象中被纳入统一秩序。“天子”之盛压倒齐、楚诸侯，不仅是苑囿大小的比较，更是政治层级的重新确认。《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收录相关赋文，并将其置于司马相如的生平叙述之中，使我们得以看到汉赋与武帝时代文化气象之间的密切联系。
二、让语言形成校猎的声势
校猎场面是全赋最富动势的部分。天子择日斋戒，乘车出行，旌旗招展，扈从云集；随后车骑分路驰骋，猎手追逐禽兽，弓弩并发。作者不满足于交代事件经过，而是让句子本身模拟队伍的推进：排比连续展开，动词密集出现，短促语意与绵长句式相互穿插，使读者仿佛置身车轮震地、骑阵奔腾的现场。
首先是四时与空间的铺陈。赋中写景常将季节变化、地势转换和物候差异交织起来，并有“背秋涉冬”等时间推进之语。春夏秋冬并非简单分列成四幅互不相关的狩猎图，而是共同构成苑囿广大、物候繁富的总体背景。季节可以迁流，车骑可以越过山谷洲泽，天子的游观因而突破单一时地，显出包揽四时、周遍苑囿的宏大气象。
其次是物类铺陈。司马相如善于按照类别组织名物：写水则波涛、水族相继而出，写山林则草木、走兽层层增加，写宫馆则门户、台榭、廊庑彼此映带。许多名物在今天已较为生僻，但在赋中，它们并非杂乱堆积。作者常依照水陆、高下、远近和动静安排次序，使词语像仪仗队列一样依次进入视野。龚克昌论汉赋时重视其体物与铺陈能力；从这一角度看，《上林赋》的名物书写既是知识性的展示，也是结构性的经营。
再次是数量和尺度的夸张。后人常以“千乘万骑”④概括天子校猎车马之众，《上林赋》正文也运用“弥山跨谷”等极言其多、极言其广的表达。这里的数字不宜当作校猎人数和车辆的实录，而应理解为大赋营造声势的修辞手段。众多车骑仿佛铺满山野、跨越沟谷，个体行动汇成整体洪流，视觉尺度也从一车一骑迅速扩展到群山大川。
更值得注意的是声、光、色、势的综合调度。旌旗与羽饰形成流动的色彩，车骑和猎队制造雷霆般的声响，禽兽奔突带来急剧变化的动势，弓矢射击则把场面推向高潮。赋中著名的描写“雷动猋至，星流霆击”以雷霆和流星设喻，把听觉、视觉与速度凝聚在同一句中。“滂濞沆溉，穹隆云桡”一类铺排，又借双声叠韵和奇崛字词增强诵读时的回荡感。汉赋之“观”与“听”，由此成为不可分割的艺术整体。
这种感官冲击并非只靠华丽词藻。其深层动力来自句法节奏：有时数个四字语接连推进，如鼓点密集；有时长句回旋铺展，如队伍绵延；有时忽然转折，使视线从山川落到车骑，再从车骑追向禽兽。物象的繁复和语势的整饬彼此制约，既显出“多”，又不失行进方向。这正是司马相如赋体艺术成熟之处。
《上林赋》的“盛大”，并不只存在于它所描写的对象中，也存在于语言的组织方式中。山川因排比而延展，车骑因节奏而奔驰，声光因譬喻而交汇；读者所感受到的盛典，正是在阅读过程中被一步步建构出来的。
三、铺张之中自有讽谏
若只把《上林赋》看作对皇家游猎的歌颂，仍未尽其意。作品在极写苑囿和校猎之盛以后，笔锋转向天子反思。天子感到这种奢侈游猎“非所以为继嗣创业垂统也”，于是解酒罢猎，采取有利于百姓的举措，并以崇尚节俭、关注教化收束全文。这样的结尾形成汉大赋常见的“劝百讽一”结构：前面用了大量篇幅展示壮丽，最后归结于节制与讽谏。
当然，铺陈与讽谏之间存在内在张力。壮观描写带给读者的审美震撼，往往远强于篇末简短的规劝；赋家一面要显示盛世气象和个人才学，一面又承担儒家式的政治劝诫。司马迁在《史记》中谈到司马相如有关作品时，注意到其归旨包含节俭之意。今天阅读《上林赋》，既应看到它对时代盛况的想象，也应理解其结尾所体现的价值约束，不能把铺张描写等同于毫无保留地赞成奢侈。
四、汉大赋范式与后世回响
《上林赋》是汉大赋⑤“铺张扬厉”风格的典型。它篇幅宏富，辞藻繁密，以主客问答组织全文，以空间巡览统摄名物，以校猎行动汇聚声势，又在结尾引入政治判断。赋体原有诵读、铺叙和体物的传统，到了司马相如笔下，这些能力被组合成一种足以表现帝国空间与礼制秩序的宏大文体。
马积高在赋史研究中将司马相如视为汉代大赋发展中的关键作家。其影响不仅在于后人模仿若干华丽辞句，更在于他提供了一套可以不断扩展的写作方法：先设问答以引出论题，再按地域和物类展开描写；以名物显示博洽，以排比增强气势；最后由物质之盛转向政治教化。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京都大赋，虽然各有时代主题与价值立场，却都在都城空间、宫室制度、风俗物产和礼仪活动的宏观铺叙方面，承接并发展了这一传统。
从文学史看，《上林赋》的意义还在于它证明了语言能够创造超越日常经验的尺度。诗歌往往以凝练见长，而大赋则敢于以繁复取胜。它把难以同时看见的山川、宫馆、草木、禽兽和车骑汇聚于一篇，使阅读成为巡游天下般的体验。所谓“铺陈”，因而不是简单地把词语堆在一起，而是对知识、空间、节奏和政治观念的综合编排。
两千多年后再读《上林赋》，那些生僻名物或许会造成阅读门槛，但作品的总体力量仍然清晰可感：它先让天地开阔，让万物聚集，让千军万马般的车骑奔涌而来，继而在盛极之处转入节制。宏阔与规谏、辞采与秩序、想象与制度在篇中相互牵引。正因如此，《上林赋》不仅留下了天子校猎的壮观文学图景，也确立了汉大赋以语言包举万象、以铺陈表现时代的经典范式。
注释
①《上林赋》：司马相如代表作之一，以铺陈天子校猎上林苑为核心内容，为汉大赋铺陈手法的极致代表。
②上林苑：汉代长安附近的皇家苑囿，规模宏大、物种繁多，为天子游猎等活动的重要场所。
③亡是公：《上林赋》中的虚构人物，以“亡是”即“无是”命名，在作品中代表天子立场。
④千乘万骑：形容天子校猎时车马众多，是概括汉赋宏大声势的典型说法。
⑤汉大赋：汉代兴盛的散体大赋，以篇幅宏富、铺陈排比、辞采华茂为主要特征，《上林赋》为其典范。
参考文献
[汉]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华书局。
[汉]司马相如：《司马文园集·上林赋》，中华书局。
龚克昌：《汉赋研究》，山东文艺出版社。
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作者：沐清
